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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代诗学性情论 |
作者 查洪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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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曰:“诗在山巅水涯、人情物态,故纸上踵袭非诗。”暇日率子弟徜徉临眺,仰掇俯拾,无不可诵。然后戒以语忌俗,意忌陈,调忌卑,味忌短,少者不可使多,难者不可使近。得之悠然,挹之渊然,而诗在是矣。①
他认为,诗乃诗人性情之感发,“得之悠然,挹之渊然”,是纯心灵的直观感悟,而不是学问的表现或理性的表达,“纸上踵袭非诗”,所以他主张学诗应学《诗经》至唐诗中那些优游不迫、可以感发人意的诗篇。这显然包含了对宋诗的否定。
元人倡导“性情”,提倡唐音,否定宋诗。他们所否定的,不仅仅是江西诗和理学诗,也包括高唱性情的“四灵”诗和江湖诗。在元人看来,“四灵”和江湖诗的“敛情约性”、“轻愁浅笑”,也不符合“吟咏性情”的要求,“四灵”、江湖诗对技巧的追求,由其追求而造成的气格卑弱,也是缺乏性情的表现。南宋叶适对“四灵”的特点有这样的表述:“往岁徐道晖诸人,摆落近世诗律,敛情约性,因狭出奇,合于唐人,夸所未有,皆自号四灵云。②”元人刘将孙对宋诗的批判就既针对江西派,也针对晚唐派,他说:
盖余尝怃然于世之论诗者也。标江西竞宗支,尊晚唐过风雅,高者诡《选》体如删前,缀袭熟字,枝蔓类景,轧屈短调,动如夜半传衣,步三尺不可过。至韩、苏名家,放为大言概之曰:“是文人之诗也。”于是常料格外,不敢别写物色;轻愁浅笑,不复可道性情。③
在他看来,江西诗与晚唐诗,虽然追求不同,风格有别,但“不复可道性情”是一样的。刘将孙是元代以性情论诗的突出代表,他对宋诗的批判,也常常从“性情”论出发。他的批评,主要是针对宋末学晚唐的“四灵”和江湖。如他说:“余谓诗入对偶,特近体不得不尔。发乎情性,浅深疏密,各自极其中之所欲言。若必两两而并,若‘花红’‘柳绿’、‘江山’‘水石’,斤斤为格律,此岂复有情性哉?④”就是针对晚唐诗派的。他在为其父刘辰翁之文集写的序中说:“词章翰墨,自先生而后,知大家数,笔力情性,尽扫江湖晚唐锢习之陋。⑤”与刘将孙趣味和主张最为接近的赵文,也是诗学“性情”论的积极倡导者,他认为“情性”是诗之“天”,他也抨击江湖一派,说:
江湖者,富贵利达之求而饥寒之务去,役役而不休者也。其形不全而神伤矣,而又拘拘于声韵,规规于格体,雕锼以为工,幻怪以为奇,诗未成而诗之天去矣。⑥
元人普遍以性情论诗,这本身就标志了诗学的走向:它要在宋代诗学对唐诗的否定之后,否定宋诗而向唐诗回归。当然,这一回归,是在宋诗基础上的回归。
“吟咏性情”成为元代诗学普遍使用的一个概念,但正如“吟咏性情”本身就歧义纷呈一样,“性情”或“情性”这一概念,在元代诗学文献中,其含义也是复杂的。在元代诗学界,占主导地位的是自然性情论和张扬个性的性情论,同时也有道学家的性情论和标举治世之音的性情论。
三、“一时自然之趣”与“自乐性情”:自然性情论
在元人诗学“性情”论中,自然性情论是较有价值的。其最重要的代表论者是元初人刘将孙。刘将孙认为,诗之价值,就在于它发自人的性情,诗因此不仅被普通人看重,也被先圣先贤看重:“文章犹小技,何况诗云云。沛然本情性,以是列之经。⑦”所以,他论诗特别重“性情”,“性情”一语,是他诗学主张的一个纲领,这一纲领,统摄着他一整套诗学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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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① 《麟原文集》前集卷五。
② 《水心文集》卷二十九《题刘潜夫南岳诗稿》。
③ 《养吾斋集》卷十一《黄公诲诗序》。
④ 《养吾斋集》卷十一《胡以实诗词序》。
⑤ 《养吾斋集》卷十一《须溪先生集序》。
⑥ 《青山集》卷一《萧汉杰青原樵唱序》。
⑦ 《养吾斋集》卷一《感遇》之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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