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诗学性情论

作者 查洪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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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性情论之倡导与元诗之“祧宋归唐”

　　今人谈论唐宋诗，喜欢用“唐音”和“宋调”来表述，用以区分唐宋两代诗歌不同的风格特点和审美取向。唐宋两代文学，当然是春兰秋菊，各极一时之秀。但是，诗歌毕竟应该是抒情的、感性的，这是诗歌的天然属性。从这一基点来看待宋诗，可以认为，其理性成分增加的同时，其诗性也就在减弱。尽管中国儒家诗论、文论原本就具有很强的理性精神，但宋代文学理性化的程度是前代所未有的。宋诗产生在中国诗歌发展的极盛期唐代之后，两代诗歌不同的精神意趣形成了极其鲜明的对比，使读者感受到了强烈的反差。当后代人以唐诗为高标来审视宋诗时，很多的质疑就出现了。从南宋后期起，宋诗受到了很多的批评。

　　人们批评宋诗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宋诗缺乏性情。虽然宋人有时也以“性情”论诗，但后人不承认宋人的诗学“性情论”。就是那位以“性情”为武器批评苏轼的黄庭坚，南宋人就批评其诗“煅炼精而性情远”①。元人认为，“唐诗主性情，故于风雅为近，宋诗主议论，则去风雅远矣。”还分别以“格调”和“理趣”论唐诗和宋诗②，认为宋诗的精神取向是与“吟咏性情”对立的。明人的批评也是针对整个宋诗的，胡应麟说：“近体至宋，性情泯矣。元人之才不若宋人高，而稍复缘情”。明清之际黄生也说：“自宋人尊老杜为诗史，于是填故实，著议论，浸入恶道，而诗人之性情，遂不复见矣。③”而人们又普遍认为，唐诗是“吟咏情性”的模范，如元好问就说：“诗家圣处，不离文字，不在文字。唐贤所谓‘情性之外不知有文字’云耳。”“情性之外不知有文字。幸矣学者之得唐人为指归也。④”所以，当宋末严羽提倡恢复唐诗传统时，便以“吟咏情性”相号召，并截然将“情性”与“理”、“学”以及“文字”、“才学”、“议论”相对立，而认为“吟咏情性”主于“兴趣”⑤。其意旨就是反宋归唐。

　　其实，在南宋末年，“四灵”、江湖诗派与江西诗派、理学诗的矛盾，已经表现为性情、义理、理学的矛盾。我们看有关的文献。元初戴表元云：

　　异时搢绅先生无所事诗，见有攅眉拥鼻而吟者，辄靳之曰：“是唐声也，是不足为吾学也。吾学大出之可以咏歌唐虞，小出之不失为孔氏之徒，而何用是啁啁为哉？其为唐诗者汨然无所与于世则已耳，吾不屑往与之议也。”诠改举废，诗事渐出。而昔之所靳者，骤而精焉则不能，因亦浸为之。为之异于唐，则又曰：“是终唐声，不足为吾诗也。吾诗惧不达于古，不惧不达于唐。”其为唐诗者方起而抗曰：“古固在我，而君安得古。”于是性情、理义之具，哗为讼媒，而人始骇矣⑥。 戴表元是唐音的有力提倡者。他这里所谓的“唐”，实为宋末主张学唐的“四灵”、江湖诗人。与之对立的，则有科举之士与义理之士。当时“性情”、“义理”之讼，是坚持宋诗精神与恢复唐诗传统之间的对立与争论。从戴表元此文所反映的情况看，当时两派的对抗和对立是激烈和尖锐的。同是元初人的刘壎，则为我们记录下了学晚唐的“四灵”、江湖诗派与代表宋诗精神的江西诗派的矛盾，其《隐居通议》卷十《刘玉渊评论》条批评二者之失说：

　　晚唐学杜不至，则曰：“咏性情，写生态，足矣，恋事适自缚，说理适自障。”江西学山谷不至，则曰：“理路何可差，学力何可诿？宁拙毋弱，宁核毋疏。”兹非一偏之论欤？

　　由此即可见出，当时江湖一派与江西诗派的矛盾，具体体现为“情性”、“生态”与“理路”、“学力”的矛盾。

　　在“情性”与“义理”的矛盾和争论中，中国诗史进入了元代。元代诗人和诗论家要“祧宋归唐”，自然会以“吟咏情性”为号召，自然会继续以“性情”作为理论武器来反对宋诗并倡导唐诗。如吴澄要求以性情之自然矫正宋诗的刻意追求，说：“奇不必如谷，新不必如坡，工不必如半山，性情流出，自然而然。”王礼在《吴伯渊吟稿序》一文中叙述了自己学诗的所得和作诗的感受，在叙述中发表了他的诗学见解，他说：

　　余儿时从师学诗，辱教之曰：“吾之道本乎性情，寓乎景物，其妙在于有所感发。苟无得于斯，不名为诗。”因举古诗优游不迫、意在言外者，每夜讽咏数语，久之真觉淘去尘俗，神思清远。于是令录《三百篇》中可兴可怨者，及《离骚》而下，苏李汉魏等作，沉潜诵玩，参以唐诸名家而止。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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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
　　① 刘克庄《后村诗话》卷二：元祐后诗人迭起，一种则波澜富而句律疏，一种则煅炼精而性情远。要之不出苏、黄二体而巳。
　　② 戴良《九灵山房集》卷十九《皇元风雅序》。
　　③ 分别见胡应麟《诗薮》外编卷五，黄生《诗麈》卷二。
　　④ 分别见元好问《遗山集》卷三十七《陶然集诗序》，卷三十《杨叔能小亨集引》。
　　⑤ 严羽《沧浪诗话·诗辨》。
　　⑥ 戴表元《剡源集》卷八《张仲实诗序》。
　　⑦《吴文正集》卷十一《王实翁诗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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