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诗学性情论

作者 查洪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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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吟咏情性”(或称“吟咏性情”)是中国诗学中一个贯穿始终的基本命题，有人称之为“诗学本体论”①。在元代，这一命题使用频率之高为前代所未曾有，元代甚至有以“性情”名其诗集者，其书收入《四库全书》，作者周巽，《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百六十八《性情集》提要云：“巽诗格不高，颇乏沉郁顿挫之致。然其抒怀写景，亦颇近自然，要自不失雅则，集以‘性情’为名，其所尚盖可知也。”这显示了时人对诗学领域“性情”一词的倾向性认识，也即不求格力，不求厚重，不求沉郁顿挫之深致，诗风自然而典雅。这不同于宋诗的精神，而与宋末晚唐派诗风相近。

　　但这种认识远不能概括元人对诗学领域“性情”一词的理解，元人的理解要泛杂得多。元人论诗，几乎言必称“性情”，但在不同时期、不同论者那里，其含义是远不相同的，甚至是矛盾对立的。在这个诗学论题中，包含了元代论者对诗歌属性和功用的认识，以及他们的诗歌理想、诗风追求等。考察元人对“吟咏性情”一语的不同理解，也可从一个侧面了解元代文学思想发展的脉络。这里还有一个带倾向性的现象需要说明，即元代的讲学家多使用“性情”一语，而诗论家多使用“情性”一词。两种表述虽然大体含义一致，但还是有差别的：使用“性情”偏重于对“性”的强调，使用“情性”则较多关注“情”。

　　“性情”本是哲学概念。在先秦诸子的著作中，它是人性论的话题。《论语·阳货》：“性相近也，习相远也。”《孟子·告子》：“生之谓性”。《荀子·性恶》：“凡性，天之就也，不可学不可事也。”《荀子·正名》：“生之所以然者谓之性”，“不事而自然谓之性。”所谓人性、天性、本性，都指人先天的禀赋。这一点是各家的共识。不同的是，在孔子那里，“性”是人后天发展的自然基础，在荀子那里，“性”主要是人的自然本能和本能欲望，在孟子那里，“性”却是一种先验的道德意识，是人类先天具有的可以发展为善的道德根源。“情”则是“性”感于物而产生的喜、怒、哀、乐的表现：《荀子·正名》：“性之好、恶、喜、怒、哀、乐谓之情”。朱熹《答徐景光》：“性之所感于物而动则谓之情。②”“性情”一词，最早出现在《周易》之《乾》卦中。由于人们对“性”的含义有不同理解，而“情”又有个体的、社会的、合乎规范的(正)、不合规范的(邪)、适度的(发而中节)、泛滥的(淫)等等不同，于是人们对“性情”一词便有了千差万别的认识，也有了千差万别的评价。于是诗学领域中“吟咏性情”也就成为一个歧义纷呈的命题。


　　一、吟咏性情：一个歧义纷呈的命题

　　“性情”这一概念进入诗学领域和“吟咏情性”这一诗学命题的提出，都始于汉代的《诗大序》：国史明乎得失之迹，伤人伦之废，哀刑政之苛，吟咏情性，以风其上，达其事变而怀其旧俗者也。故变风发乎情，止乎礼义。发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礼义，先王之泽也。

　　在这里，“吟咏情性”与“以风其上”密切相关。《诗大序》对此所谓“风”有阐释，说：“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谲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故曰风。”引发诗人“吟咏情性”的是“人伦之废”，“刑政之苛”，诗人因而“伤”、因而“哀”，它是一种社会情志而非一己之情，如此通过“风其上”而达到“达其事变而怀其旧俗”的目的，正如杜甫所谓“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虽然“主文而谲谏”要求诗人的批评应该是委婉的，但“言之者无罪”则为诗人大开言路，解除一切顾虑和约束，大胆批评一切政治的、风俗的弊病。此后“情性”一词成为汉代诗学中的常用语，如翼奉《日辰时对》：“诗之为学，情性而已。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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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
　　①李春青《宋学与宋代文学观念》，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出版。
　　②《晦庵集》卷六十四。
　　③《全汉文》卷四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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