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诗学性情论

作者 查洪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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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这只是从当时主潮上，从一般运用上来认识“吟咏性情”一语的。从学术层面上来认识其含义，我们看体大思精的文学理论著作《文心雕龙》。

　　刘勰《文心雕龙》一书，“性情”和“情性”凡10见，其义起码有如下几种：

　　1．指人的生理和精神方面的一些东西，如《养气》篇所云：“夫耳目鼻口，生之役也；心虑言辞，神之用也。率志委和，则理融而情畅；钻砺过分，则神疲而气衰：此性情之数也。”
　　2．指人的感情，并且指人的自然感情。《明诗》篇所谓“诗者，持也，持人情性”即此义，该篇接下来说：“人禀七情，应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此处情、志同意。
　　3．个体感情与社会情志的统一，如《情采》篇“风雅之兴，志思蓄愤，而吟咏情性，以讽其上。此为情而造文也。”即此义。
　　4．指人的性格、情趣、气质、修养、境界等，《体性》篇所云：“才有庸俊，气有刚柔，学有浅深，习有雅郑。并情性所铄，陶染所凝”。本篇还论述了作家的个性气质与作品风格的关系：“气以实志，志以定言，吐纳英华，莫非情性。是以贾生俊发，故文洁而体清；长卿傲诞，故理侈而辞溢……”周振甫将这一意义的“性情”解释为个性，说：“《体性》是讲体貌和性情的关系，即风格和个性的关系。①”与此意义接近的还有《情采》篇“文质附乎情性”，“文采所以饰言，而辩丽本于情性”等。
　　5．指作品的思想教化的对象，如《征圣》篇“陶铸性情，功在上哲”。性情当指读者的心灵和修养。《宗经》篇“义既极乎性情，辞亦匠于文理”与此同义，周振甫《文心雕龙今译》译作：“在义理上既经深入到改造人的性情，在文辞上也用心到文理的安排。”《原道》篇中“雕琢情性”之义当也同此。

　　到唐代，回归风雅传统，就“吟咏性情”这一命题说，也即要回归《诗大序》的精神。唐代文人多有以天下为己任的胸怀和志向，有一种兼济天下的进取精神，他们鄙视六朝文人个人世界的狭隘，要用诗笔干预政治，改造社会，实现人生理想。但这事实上只能是他们的美好愿望。当时确有不少人成为“吟咏性情，以风其上”的勇敢实践者，但实践者也都是碰壁者。其中最为典型的是白居易。读他的《与元九书》，可以让我们认识很多问题。他本以为生逢大有为之时，“是时，皇帝初即位，宰府有正人。屡降玺书，访人急病。仆当此日，擢在翰林，身是谏官，手请谏纸，启奏之外，有可以救济人病，裨补时阙，而难于指言者，辄咏歌之。欲稍稍递进闻于上……”他这位单纯的书生始料不及的是“志未就而悔已生，言未闻而谤已成”，一般人则“号为沽名，号为诋讦，号为讪谤”。在如此压力面前，他只好退而“吟玩情性”②，写起闲适诗来。变“吟咏情性”为“吟玩情性”，这是一个很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

　　文人们为了全身远祸，多弱化了诗歌“吟咏性情，以风其上”的社会功能，而走向诗学精神的内敛。与“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人生出处哲学对应，唐五代文人也把诗歌的功用分成两个层次：“上可裨教化，舒之济万民。下可理情性，卷之善一身。③”徐铉也说，当诗歌“通政教，察风俗”、“物情上达”之功用不能发挥时，那就只好“吟咏性情，黼藻其身”④ ，而释皎然则不谈诗歌的社会功用，只说“强留诗道，以乐性情”⑤ 。如此则“吟咏性情”越来越偏指个体心理的东西，包括个人情志意趣的陶写优化，个人修养和风度的展示和提高，个人郁塞情绪之宣导等等。它是个体的，但并不仅是感情。所以，他们在这一层面上使用的“吟咏性情”也不等于抒情。

　　六朝时如《文心雕龙》中“性情”一词的诸多含义，在唐代也依然存在，如《诗式·文章宗旨》：“康乐为文，真于情性，尚于作用，不顾词彩，而风流自然。”《诗式·重意诗例》评谢灵运诗“但见情性，不睹文字”等。这些都可作自然本真之感情、诗人之个性精神等理解。

　　到宋代，“吟咏性情”的含义再度发生大的变化。首先是范仲淹，他在《唐异诗序》中批评当时一些诗人“因人之尚，忘己之实，吟咏性情而不顾其分，风赋比兴而不观其时。故有非穷途而悲，非乱世而怒。华车有寒苦之述，白社为骄奢之语。”“吟咏性情”竟成了为文造情、无病呻吟的同意语，与“吟咏性情”相对立的则是“意必以淳，语必以真。乐则歌之，忧则怀之”⑥的自然抒情。

　　然后是邵雍。邵雍并没有对“性情”这一概念提出新的解释，他所谓“性情”就指感情，在哲学上他主张“性善情恶”说，“情之溺人也甚于水”。但他对抒情主体(诗人)和抒情对象(表现在作品中的由外物引起的感情)之间的关系做了新的阐释，对宋代诗学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他在《伊川击壤集自序》中自述其作诗是：

　　予自壮岁，业于儒术，谓人世之乐，何尝有万之一二？而谓名教之乐，固有万万焉。况观物之乐，复有万万者焉。虽死生荣辱转战于前，曽未入于胸中，则何异四时风花雪月一过乎眼也？诚为能以物观物而两不相伤者焉。盖其间情累，都忘去尔。所未忘者，独有诗在焉。然而虽曰未忘，其实亦若忘之矣。何者？谓其所作，异乎人之所作也。所作不限声律，不沿爱恶，不立固必，不希名誉。如鉴之应形，如钟之应声。其或经道之馀，因闲观时，因静照物，因时起志，因物寓言，因志发咏，因言成诗，因咏成声，因诗成音。是故哀而未尝伤，乐而未尝淫，虽曰吟咏情性，曾何累于性情哉！⑦

　　如何理解“虽曰吟咏情性，曽何累于性情哉！”一语呢？这里可借程颢《答横渠张子厚先生书》的话来说明：“圣人之喜，以物之当喜；圣人之怒，以物之当怒。是以圣人之喜怒不系于心而系于物也。⑧” 圣人之心如镜，镜之照物，物来则照，物去自去，镜不系于物(物并不在镜中留下什么)；圣人之应物，物之来，当喜则喜，当怒则怒，物之去则自去，喜怒不系于圣人之心(圣人之心本无喜怒)。所以邵雍说自己吟咏性情却不为性情所累。他将人类认识和情感活动中主体与客体的关系，转化为客体与客体的关系，主体已经客体化，抒情活动中似乎没有作为主体的人的参与，这就是他之所谓“因静照物”。这种“静观”、“自在”、“以物观物”的理性意识，对宋代诗学的走向和诗风的形成，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这种对“性情”的理解，即诗中之情非我之情乃物之情(中国哲学中“物”与“我”为相互对待的概念，凡“我”之外皆为“物”，包括人、事、物等)的理解，也是前所未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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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
　　①《文心雕龙今译》，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53页。
　　②《白居易集》卷四十五。
　　③白居易《白氏长庆集》卷一《读张籍古乐府》。
　　④ 《徐骑省集》卷十八《成氏诗集序》。
　　⑤《杼山集》卷九《答权从事德舆书》。
　　⑥《范文正集》卷六。
　　⑦ 《伊川击壤集》卷首。
　　⑧《二程文集》卷二，或称《定性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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