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孝臧早年行迹考
 
钱伟强 倦葊 撰
　 

　　彊村词人朱孝臧先生以其“跨常迈浙，凌厉跞朱”[1]的卓绝成就，主持晚近词家坛坫近四十年，时人曾誉之为“词学之一大结穴，开来启后”[2]，高之者甚至尊其为“结一千年词史之局”[3]者。然而时至今日，这个名字已经日渐走离历史的视限，开始不为人所知，这和他对词学的卓越贡献[4]的实际是极不侔称的。对于他中年以后的事迹我们还可以借用诗史互证的方法予以梳理澄清，而其早岁的行踪，却因文献的奇乏而难以征实。另一方面他何时开始致力于词以及他词学的引路人半塘老人王鹏运与他近二十年文字交谊的起始年限，也因其早年行迹的不明而被一再误传。我们在感喟“文献不足故”的同时，是否能根据人物的特殊历史背景，转换一种视角重新去开掘尘埋已久的那段历史。本文正是基于这种设想，以朱孝臧早年生存的历史环境为依据，试图通过对其父朱光第仕履的考辨来理清他早年的行踪，进而辨明他与王鹏运的交游始年，以及以学词为核心的他早年相关的一些事情。
　 

一

　　冒广生《小三吾亭词话》称其“中岁始填词”，夏孙桐《朱孝臧行状》也称其“四十始为词”。尽管据《集外词》中朱氏第一首词《买陂塘？题夏悔生同年山塘泛秋图》来看，朱孝臧填词之始或系受同僚挚友夏孙桐的诱导，但引导朱氏真正走上词学道路者，却无疑是王鹏运，“及交王半塘鹏运，弃（诗）而专为词”[5]，个中渊源朱氏在其《彊村词》的自记中已表述得非常清楚，向来都无异议，半塘可以说是彊村词学道路上的第一知音。关于他们交游的起始年限，钱基博在其《现代中国文学史》中认为他“少时随宦河南，遇王鹏运，交相得也”，龙榆生的表述也大致相同：“彊村先生少居汴梁，时半塘以省其兄之为河南粮道者至汴，遂相遇纳交。”[6]我们姑且不论“少时随宦河南”“少居汴梁”这样的表述是否准确，仅就二人早年行迹来看，朱氏少时随宦之际，是绝没机会在河南结识王的。钱、龙二人之所以得出这一结论，都是误解了朱氏在序《半塘定稿》时所说“……同在人海之中，相遭而为友，相友而又相知，而忽焉以逝者，莫不以为人事之至悲……始予在汴梁纳交君，相得也”一语，实际上这句话根本没有点明这是发生在朱氏少时寓汴之际的事。因而要弄清朱氏于何时结识王，何时始填词，又是在何时开始专力于词学的这一系列相关的问题，就必须首先弄清朱孝臧早年的大致行踪。
 
　　据《朱孝臧行状》及其《墓志》称“邓州（指朱孝臧之父朱光第，官邓州知州--笔者注）初幕游江淮间，吴越方被寇乱，尽室相从”，之后在“光绪初，（朱孝臧又）随官大梁”。其他文献如《现代中国文学史》以及朱晚年对弟子的回忆，也有相关之内容，尽管这些记载在具体表述上存在一定差别，但有一点还是相对明确的，即朱孝臧自其全家尽室从其父朱光第客幕萧县（时属江苏省徐淮道徐州府）始，一直到他赴浙江秋闱的二十余年间，除了参加取得乡试资格的各类考试之外，基本上是随侍其父幕游仕宦生活的（我们甚至怀疑朱氏是以河南籍参加院、乡试，后又以本籍应礼部试的，这在当时是很常见的，但目前缺乏直接的文献资料证明，故仍视其以湖籍应乡试）。而且我们通过朱光第的一些生平传记资料的记载可知当时朱光第处境相当贫困，《朱光第墓表》中所谓的“最后图禄仕养母”无非是句场面话，其实际意义是在说他“贫不能归”。因而朱光第实是没有经济能力承担经常往复浙豫之所需的，所以我们在梳理彊村早年行踪时必须以朱光第的仕履为参照系。
 
　　朱光第的事迹，详于陈三立《诰赠光禄大夫河南邓州知州朱君墓表》（以下简称《墓表》）及《清史稿？循吏传》，基本上可分为游幕、知邓、寓汴三部分，但《墓表》等文都是据朱卒后二三十年后的追忆写成，皆无明确之系年。而弄清朱父何时客萧、朱氏举家赴萧又在何时，是解决朱孝臧早年行踪问题的关键所在。
 
　　使朱光第受累落职的王树汶狱可以为我们推证朱氏行年提供线索。据《河南镇平王树文（汶）冤狱资料》？7?的记载，此案最初发生在光绪五年（1879）十月。七年秋，被冒名顶罪含冤待斩的王树汶临刑呼冤，河南巡抚涂宗瀛大惊，命“下所司覆鞠”，并“檄邓州牧朱杏簪刺史光第逮季福（王树汶父--笔者注）为验”[8]。这时候，“开归分巡道某（陈许道任恺--笔者注），向守南阳，鞠是狱，闻而忧惧，亟抵书胁寝其事”[9]。朱光第以民命为重，“竟以季福上”。在朱氏还未接到檄文时，“宗瀛督两湖去，继任者为河督李鹤年”[10]。查《清史稿？疆臣年表八》：“光绪七年辛巳，涂宗瀛，二月癸卯入觐，李鹤年兼河南巡抚，五月辛未，宗濂（当为瀛字）回任，八月壬午迁，李鹤年补”。又《清通鉴》“八月壬申（十三日）……是日，调河南巡抚涂宗瀛为湖南巡抚，以河东河道总督李鹤年为河南巡抚。”《清史稿》壬申作壬午，误。又同年九月丁未（十八日）“河南巡抚涂宗瀛奏……谕令李鹤年饬属……”云云，可见至九月中旬，政权交接尚未完成。此案又由河督梅启照会同审讯，《清通鉴》同年八月丁亥（廿八日）“河东河道总督勒方錡因病乞休，以兵部右待郎梅启照为河东河道总督。”所以，任恺致书要挟，朱光第以季福质上事都应发生在七年的九、十月间或稍后。
 
　　那么朱光第又是在何时“为上官摭他事劾去”的呢？我们认为应该在八年九月以后，理由大致有三点：一、《清史稿？循吏传》谓“刑部提鞠，乃得实释树汶，自鹤年、启照以次谴黜有差，而光第已先为鹤年摭他事劾去”。《清稗类钞》有文亦大致类此。从上下文义来看，朱光第被劾应距刑部结案不远。而《光绪朝东华录》、《清通鉴》皆明载刑部结案在九年二月。二、李、梅复审之后，“众论大哗”，“豫人之官科道者，遂交章论是狱”，有所谓“御史风闻陈奏”[11]云云，可见李、梅具结此狱时，各阶层反响甚大。我们推测素性“沉毅耿介”的朱光第在得知冤狱仍不得平反后，也必成为“交章论是狱”中的一员，由此再度开罪李、任，所以这时被劾的可能性最大。李、梅复审具结上奏，史籍未明载在几月，按《光绪朝东华录》八年九月己丑（六日）上谕“谕：梅启照、李鹤年奏审明盗犯胡体洝（安）（王树汶当时被冒名为盗犯胡体安--笔者注）临刑呼冤一案，并续获伙盗，按例定拟及案犯程孤堆等，请暂为覆候各摺片，著刑部速议具奏。”似是针对李、梅覆奏而发的。又光绪九年六月张佩纶奏指出：在复审此案时，河督“梅启照派升任河北道陈宝箴会讯”，而陈宝箴在八年的八月十九日就由河北道改授浙江按察使了[12]。所以李、梅上奏具结大略是在八月的中下旬。三、我们还可以从朱孝臧身上得到旁证，是年八月，朱孝臧要赴浙闱参加秋试，若朱光第在他赴浙前就被劾落职，应举家同返故里，没理由朱孝臧一人返浙，留下父母栖迟开封，贫病无依。综上所证，朱光第被劾落职应在光绪八年的九月以后为是。
 
　　根据上述考证，我们可以来系定一下朱光第的大致行年了。其落职既在八年九月以后，而据《墓表》称“寻补授邓州……居三年，州以大治”，朱氏上质、被劾事又发生在这里所谓的“州以大治”之后，则其初任邓州约在光绪四、五年间。略前此的“按事谳局”，当在光绪三、四年中。《墓表》又称其事“前后府主凡六七”，加上“以候补知州留河南”，那所谓“客萧二十余年”则约略为二十二、三年，以故其初游幕萧县应在咸丰五年（1855）左右。
 
　　现在我们再来考查一下朱孝臧赴萧的时间，据《归安县志》称，大约在咸丰庚申（1860）二月，太平军围湖，其乡埭溪“遭兵火尤甚，居民什不存一，村墟寥落”[13]。这里所谓的“庚申二月，粤匪窜湖郡”的史事，指的是太平军在1860年二月为了解除天京之围而对浙江的一次用兵。是年正月末，李秀成率部将陈坤书、谭绍光等从安徽芜湖出发，至南陵合左军主将李世贤所部，取道皖南，攻入浙境。二月十二日，攻占长兴之后，由李世贤率部围攻湖州，用以牵制清军，这是太平军首次围攻湖州。至三月下旬，太平军即解围而去。而大约就在这个“吴越方被寇乱”[14]的时候，朱氏举家开始从其父客幕于萧县。按之《墓志》朱孝臧生于咸丰七年（1857），这一年朱孝臧四岁。
 
　　现在我们可以理清朱氏早年的大致行踪了：咸丰七年七月二十一日亥时，他生于湖州埭溪上彊村。咸丰十年，四岁的朱孝臧随家人从故乡湖州埭溪来到萧县。光绪元年（1875）左右，随父候补知州来到河南。大约在光绪三年，父按事谳局，随居于开封。四、五年间，父出任邓州知州，从居于邓州。八年的六、七月，赴浙参加秋闱，中式。继而北上，于次年入京应礼部试，殿试取为二甲第一名进士。
 
　　或许同朱光第终身未获科名有关，朱孝臧早年的生活经历应同一般的士子一样，以苦读为主。而各种传记资料称其“年甫冠，出交中州贤士，诗歌唱酬，才誉大起”[15]、“声闻日起”[16]云云，这与朱氏的性格似不相符，或者是作传者为了强调朱氏的才名而故有的说辞，这是一般碑传所习见的。
　 

　　二

　　在其早年生涯中，改孝臧名为祖谋，是件颇值得我们思考的事。他改名的时间和动机史籍都无明确的记载，但实际上朱氏每次更换名字都与当时的政治环境及其自身所处的际遇密切相关，它深刻的反映了朱氏父子在特殊历史时期的人生价值取向（事实上，清亡后他复名孝臧，同样揭示了其内心复杂的思想）。这里想先就其改名的时间、动机略作考释，借以窥测朱光第的政治态度，并进而寻找朱孝臧个性形成的某些原始痕迹。
 
　　朱氏的《行状》、《墓志》都一致认为他早名孝臧，后改名祖谋，这一点别的文献也有记载，似无争议。但改于何时，朱氏自己的《遗书》、旁人的笔记史乘，都无记录。按陈三立《朱光第墓表》的最后介绍了朱光第的子嗣情况：“子：祖谋，礼部右侍郎，节概文学显闻当世；孝威，分省补用道；祖谦，江苏候补巡检；祖誉，国史馆誊录。”可见其次子仍以“孝”字序辈，而三、四二子则俱已改用“祖”字序辈。这隐约说明在其三弟出生之前，他已更名祖谋。所以朱孝臧改名最大的可能性是在他二弟出生之后，三弟出生略前的时候。考《彊村语业》卷二有《金缕曲·寿闰生弟六十》一阕，闰生即其仲弟孝威，（闰生名又见《摸鱼子·清明雨夜，泊英德，寄弟闰生》，旧刻闰生作重叔，重叔为孝威字无疑。）《金缕曲》作于民国十年辛酉（1921），时年六十，则孝威生于同治元年（1862），叔弟生年无考，季弟祖誉，字彦偁，《语业》卷一《绕佛阁》序云：“崇效寺楸花最盛……予季彦偁间亦一至。养吾下世眴已五年，彦偁墓亦宿草矣……”，《行状》称“季弟早世”，盖即指此，此词作于光绪二十五年己亥（1899）。则彦偁卒于二十四年（1898），据前《墓表》称“祖誉，国史馆誊录”，且其已在京为官有年，则卒年约在三十，那么他大约生于同治七年（1868）。朱氏兄弟系一母所生，所以叔弟祖谦约略生在同治四年（1865）之冬月（祖谦后改字梅生当与此有关）。朱孝臧改名略前于此，当时他大约七、八岁，正当入馆求学的年龄。
 
　　至于这次改名的动机，汪辟疆在其《光宣以来诗坛旁记·朱祖谋》中认为是“以避庙讳易祖谋”，考清人的讳字，孝、臧二字似皆不在列中。又查同、光时的《诗毛氏传疏》、《说文解字义证》等书的避讳字，二字皆无讳例，所以此说显然不能成立。案朱孝臧字古微，名字之关系典出《诗经·十月之交》：“十月之交，朔月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丑！彼月而微，此日而微？今此下民，亦孔之哀！  
　　日月告凶，不用其行；四国无政，不用其良。彼月而食，则维其常。此日而食，于何不臧！”《毛传》认为这首诗是“大夫刺幽王也”，整首诗借日食天变，民生困艰来警醒统治者。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诗中描述的天旋地斥，“百川沸腾，山冢崒崩”[17]的场面不正是晚清咸丰年间动荡四起、天地巨变时的场景吗！朱光第作为一个正直的文人，为儿子起这个名字，无疑包含了他对清政府失政的斥责，对天地巨变的忧惧之情。（我们有理由相信，朱氏在民国之后改用旧名，用意也与此诗的意旨有关。）而时至同治三、四年，发、捻起义军相继被清军镇压，天下又重现“兴复”的态势，这也即是当时众人所企望的“同治中兴”时期。看到希望的朱光第，思想必然有所改变。而且这个显具讽政意味的名字势必会对朱孝臧今后的仕途带来不利，所以借用“谋臧”的意义联系改名为祖谋，笔者认为这才是朱氏改名的真正动机。
　 

三

　　现在我们可以回头再来看一下朱王交游的问题，朱氏的行迹已详前证。而有关王鹏运的事迹，详见于龙榆生《清季四大词人？王鹏运》，况周颐《半塘老人传》，蔡冠洛《清代七百名人传？王鹏运》，汤志钧《戊戌变法人物传稿？王鹏运》等文。他生于道光廿九年（1849），同治九年（1870）广西乡试中举，十三年（1874）入京，为内阁中书，光绪甲申、乙酉（1884-1885）间，转内阁侍读学士，十九年（1893）七月，改官御史，寻转礼科给事中，二十八年（1902），得请南归，游于沪苏，寻寓扬州，三十年（1904）六月卒于两广会馆。从甲戌（1874）入京为内阁中书始，王鹏运长期在薇省同端木埰、况周颐等人相酬唱。
 
　　朱孝臧在序《半塘定稿》时说“始予在汴梁纳交君”，那么，王鹏运在何时因何故可能到河南呢？同治十年、十三年，他由广西入京应试时可能途经河南，而据上述考证可知，在同治十年、十三年，朱孝臧仍从其父在萧县。即便此时朱父已因候补知州来到河南，朱以幕客子弟的身份，与王结交的机会仍然极小。因而所谓的“少时隋宦大梁，遇王鹏运”一说显属穿凿之词。
 
　　龙榆生在论及朱王结交时说：“彊村先生少居汴梁，时半塘以省其兄之为河南粮道者至汴，遂相遇纳交”。虽然其中“少居汴梁”一语表述不确，但他所谓的王鹏运“以省其兄之为河南粮道者至汴”这一事实可能闻之彊村，其事应可取信，而且此事又见于端木埰的《碧瀣词》。据端木埰《词序》称，王鹏运在光绪九年癸未（1883）冬，曾“省兄于大梁，越岁，乃返都”，“先是甲申（1884）人日，君尚留滞大梁，曾填此调（《一萼红》--笔者注）奉怀，岁星既周，旧雨重聚……”[18]。端木这里所谓的“兄”，是指半塘的长兄王维翰，按维翰，字仲培，为同治甲戌（1874）三甲第一百八十九名进士，当时正官居河南中州粮盐道。据此可知王氏在光绪九年冬至十年春曾一至开封。
 
　　而光绪九年夏以后，刚中二甲一名进士不久的朱孝臧，因父丧丁忧守制也正在开封。按《墓表》“（朱光第）光绪某年月卒于开封侨舍”，《朱孝臧行状》谓：“邓州既亲见公通籍，寻弃养”，朱光第卒于朱孝臧中进士不久。按《翁同龢日记》“（四月廿四日）……二甲，朱祖谋浙、志钧满……”，《清通鉴》“四月乙亥（二十五日）……二甲朱祖谋等一百二十四人赐进士出身……”，那么朱光第大致是卒于是年（1883）的五、六月间。所以王鹏运这年冬省兄于大梁时，彊村适在开封守制。这虽是意外机缘下的一次相缝，却深深影响到了中国词学之后近四十年的发展。尽管此时的朱孝臧还处在“致力涪皤”、“三薰三沐黄太史”的学诗阶段，并不闇于词道，但缘于对文学的共同志趣，他们的心灵是相通的，一见便“交相得”了。次年开春，王便北返京都，而朱仍守孝在身，短暂的相识，并没有使朱走上专力于词的道路。
 
　　朱孝臧服阕入京（1886）之后，并没有能与王鹏运继续往还交游下去，这其中的原由我们今天已不得而知，但据笔者推测可能有以下几个原因：第一，朱氏个性缄默，不喜交际，《行状》称其“不自表曝，足迹希至朝贵之门，交游同志，所深契者，多清望劭闻、贞介不苟之士”，其实不仅如此，朱孝臧就连同贞介不苟的名士之间的交游也很少。据笔者悬测，当时朱氏所从交游者主要是张仲炘，夏孙桐，王乃徵，秦树声兄弟及后来在广东作《减字木兰花》所追忆的何锡骅、张度、袁昶等少数正直文士，朱氏之不善交际可见一斑。另据《郑孝胥日记》记载，光绪十五年（1889）郑考取内阁中书，京中文学清流名士如冯煦、沈曾植、文廷式、张謇等纷纷与之结社吟唱，往还不绝，朱之好友袁昶、夏孙桐等也常与会，而朱之踪迹绝无。事实上朱、郑的初识，要晚到1905年岁末，朱从广东学政解职北返途中[19]，这也绝不是偶然。第二，清末各部门之间的交往，可能有种种限制，而且还普遍存在主观上的偏见。据陈夔龙《梦蕉亭杂记》回忆“京师为官产地，王侯宅地，文武衣冠，足为软红增色。第有三种人不易浃洽，余敬而远之：一曰翰林院，敝貂一著，目中无人，是谓自命太高……”[20]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清末各部间交往的限制，可能这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第三，朱光第在官场的沉浮，也必然给朱孝臧的内心留下阴影。朱氏后来在其仕途最顶峰时弃官归隐，固然是由于他对晚清政局的失望，但其中肯定也有此事的心理影响。
 
　　这种局面直到光绪丙申年（1896）冬，他重返京都之后，才有所改变。关于朱氏丙申还京的原由，文献缺载。钱基博在其《现代中国文学史》中说是“赴官京师”，蔡冠洛《清代七百名人传》因之，其实朱氏早在翰林院散馆后就已授官，所以这里所谓的“赴官”，实际上有些不明所以。而孙维诚《读朱祖谋〈鹧鸪天〉》一文说他是“由江西副考官回京”，谬尤巨，朱氏典试江西乡试是在光绪戊子（1888）年他散馆后不久，到1896年已垂八载，按科举常例，考官出考乡试至返京，一般不过月余时间，这种解释显然不合科举惯例。据有关文献分析，我们可知丙申返京之前他曾南还故里湖州。第一，《彊村语业》卷一《暗香》下序云：“秋宵倚栏，月华如水，记去年留滞江上，莲史饯我于托鹃水榭，正此日也……”词作于光绪二十三年（1897），那么在1896年秋朱尚滞留江上。托鹃水榭，是朱氏故里寓所的署名，《遗书》扉页后署“甲子秋八月，托鹃楼雕版”可证。第二，《刘光第集》有《湖州道场山重建万寿寺记》一文，据龙榆生称此文是裴村代朱孝臧作的，所以行文皆托朱氏口吻：“……余尝造览其颠，震泽之烟水，洞庭之云木，咸会于怀，有超世出俗之意。登极颠，小憩于山之万寿寺焉，而识寺僧法磬，心异之。去岁余还京师，黄尘莽荡中，念家山清境，何可得也。今年法磬以请藏经来入都……”据《湖州道场山万寿寺传灯碑记》载法磬于光绪二十三年（1897）春曾奉诏入都请《大藏经》。则朱氏1896年以前在湖，此亦为一证。第三，《艺风堂友朋书札》有朱致缪荃荪书十三通，其一云：“……宣南执别，瞬已十年，关河阻阔，笺缯间阔。上年闻有天童之游，侍亦曾携屐其间，惜未一从杖履，长赢应节……前托闰枝亲家转上周止庵词稿，度已付梓人料理……侍学倚声历十年所，毫无心得……”据“天童之游”及“侍学倚声历十年所”语推测，此信当写于1907、1908年之间，而十年前朱氏在京，并未出都，所以这里的十年可能是个约数，而所谓的“宣南执别”，当即是朱氏在丙申（1896年）秋冬返京之际，途出宣南，适遇缪氏。据缪氏传记称，光绪二十二年缪氏开始主讲江宁钟山书院[21]。而由湖州入京的官道是要途经宣南的，这也证明了1896年朱是由湖州入京的。综上所述，朱孝臧在1896年之前似曾有过一段时间在湖州故里。
 
　　《行状》：“乙巳，以修墓道请假，离学政任回籍”。1905年岁末，朱孝臧以回乡修父母墓道为由毅然辞官。朱父卒于光绪九年（1883），已详前说。其母卒年未明，而1896-1906年朱孝臧一直在京供职以及广东学政任上，未见有丁忧事。1888年秋朱又曾典试江西，所以朱母的卒年只能在1889-1896年之间。对照上文所考，我们有理由认为在1893-1896年朱曾回籍，而回籍的理由是丁母忧。
 
　　丙申冬，朱孝臧丁母忧服阕还京。次年（1897）春，他的官职有所调动，他擢迁为侍讲学士，大约就在此时。这之后，他开始同王鹏运等文士有了更多的接触机会并开始交还唱和，职是之故，他也有了更多接触词的机会。到光绪二十四年（1898）春末，王鹏运举咫村词社[22]，“强邀同作”之后，朱孝臧才开始真正走上专力于词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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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释】
　　[1] 张尔田：《彊村遗书序》，见《彊村丛书》，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1版
　　[2] 叶恭绰：《广箧中词·二》，转引自龙榆生《近三百年名家词选》，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10月第1版，第184页
　　[3] 钱仲联：《梦苕庵论集》， 中华书局1993年11月第1版，第387页
　　[4] 关于朱孝臧对词学的贡献，可参看吴熊和《〈彊村丛书〉与词籍校勘》、林玫仪《论晚清四大词家在词学上的贡献》等文。
　　[5] 陈三立：《清故光禄大夫礼部右侍郎朱公墓志铭》， 见白敦仁《彊村语业笺注》附录，巴蜀书社2002年1月第1版，第440页
　　[6] 龙榆生：《龙榆生词学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7月第1版，第381页
　　[7] 载《史学函授》1986年第2期，转引自赵晓华《晚清讼狱制度的社会考察》，第219页
　　[8] 徐珂：《清稗类钞》，中华书局1984年10月第1版，第 1134页
　　[9] 陈三立：《散原精舍文集》，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12月第1版，第181页
　　[10] 徐珂：《清稗类钞》，中华书局1984年10月第1版，第 1134页
　　[11] 清朱寿朋编《光绪朝东华录》，中华书局1958年12月第1版，第1419页
　　[12] 关于陈宝箴任河北道事，可参看张求会《陈寅恪的家族史》， 广东教育出版社，第70-71 、76-77页
　　[13] 清陆心源：《归安县志》， 方志集成丛书影光绪八年刻本
　　[14] 夏孙桐：《清故光禄大夫前礼部右侍郎朱公行状》，见白敦仁《彊村语业笺注》附录，巴蜀书社2002年1月第1版，第430页
　　[15] 夏孙桐：《清故光禄大夫前礼部右侍郎朱公行状》，见白敦仁《彊村语业笺注》附录，巴蜀书社 2002年1月第1版，第430页
　　[16] 陈三立：《清故光禄大夫礼部右侍郎朱公墓志铭》，见白敦仁《彊村语业笺注》附录，巴蜀书社 2002年1月第1版，第439页
　　[17] 陈子展：《诗经直解》，复旦大学出版社1983年10月第1版，第662-664页
　　[18] 陈乃乾辑《清名家词》之《碧瀣词》，上海书店1982年12月第1版，第7页
　　[19] 关于郑孝胥在京与文士的交游及1905年与朱的初识的情况，可参看《郑孝胥日记》第一、二册相关内容。中华书局1993年10月第1版
　　[20] 陈夔龙：《梦蕉亭杂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10月影1925年刻本，卷一，第六页
　　[21] 缪荃荪的行踪，可参看《艺风老人自订年谱》，《艺风老人日记》，夏孙桐《缪荃荪行状》及《清代人物传记》　
　 
　　----- 相关内容 -----
　　◇ 朱孝臧事辑系年
　　◇ 朱孝臧诗词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