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飞《满江红》词不是伪作 铁证如山
文/邓广铭弟子:李宝柱 海阔中文网网站整理编辑
一、对吾师邓广铭先生考证岳飞《满江红》词不是伪作的回顾。
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三十功名尘与土,
八千里路云和月。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
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壮志饥餐胡虏肉,笑
谈渴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满江红》)
在古今词人的作品当中,传诵之广、之久,影响之大、之深,大概没有能与上面这首《满江红》词相比并的了。历来相传,人们都以为这首词是南宋抗金名将岳飞所作。直到上世纪三十年代,从来没有人对此词是否为岳飞所作提出过疑问。到三十年代末,余嘉锡先生的《四库提要辩证》出版,该书在辩证四库馆臣对明人徐阶编《岳武穆遗文》提要时,首次断言徐阶收入《岳武穆遗文》一书中的这首《满江红》词,并非岳飞所作。其言略曰:
至《满江红》词,则[弘治时浙江镇守太监]麦秀实始付刻,其字为[赵]宽所书,非[岳]飞之亲笔,然宽不言所据为何本,见之于何书,来历不明,深为可疑……
《满江红》词不题年月,亦不言作于何地,故无破绽可指,然不见于宋元人之书,疑亦明人所伪托。……
自徐阶收此等诗词入《岳集》,李桢从之,嘉靖间钱如京刻《桯史》,又取而附之卷末。后之重编武穆文者,若单恂、黄邦宁、梁玉绳等复从《桯史》转录入集,而李桢、单恂更增以伪作,于是传播遍天下,而《满江红》词尤脍炙人口,虽妇人孺子无不能歌之者,不知其为赝本也。
然以伪为真,实自徐阶始。阶不足道也,四库馆诸臣何其一无鉴别也哉!
余嘉锡先生此论一出,即得到学术界很多人的接受。著名的诗词研究专家夏承焘先生即其中之一人。夏先生在1961年写了一篇《岳飞〈满江红〉词考辨》(已收入中华书局出版的《月轮山词论集》中),除接受余先生的论断外,还进一步作出新的论断,不只以为“这首《满江红》词不是岳飞之作”,而且以为是“出于明代人之手”,并且认为其真实作者“可能会是王越一辈有文学修养的将帅”,“或者是边防幕府里的文士”。
余嘉锡、夏承焘两先生先后提出上述观点之后,很久很久没有人就这一问题进行讨论,似乎这两位先生的观点成了不易之论。
而吾师邓广铭先生,作为世界著名的宋史研究专家,对于岳飞《满江红》词著作权之被剥夺,早就耿耿于怀。后来,先生终于在1981年,先后写了两篇论证岳飞的《满江红》词不是伪作的文章。那年春天,先生先是写了一篇短文,论证岳飞的《满江红》词不是伪作,发表在中华书局编印的《文史知识》第三期上。当年秋天,先生又写了《再论岳飞的〈满江红〉词不是伪作》,后来发表在中华书局编印的《文史哲》杂志1982年的第一期上。邓先生的第二篇文章,以铁的事实和铁的证据,彻底推翻了余嘉锡、夏承焘两位先生的论断,科学论证了岳飞就是这首《满江红》词的作者。
邓先生在《再论岳飞的〈满江红〉词不是伪作》一文中,举出了两个关键性证据,一个是汤阴岳庙所存明天顺二年(1458年)岳飞《满江红》词刻石,一个是明景泰二、三年(1451、1452年)编辑的《精忠录》一书。
1981年,我正在北大历史系读本科三年级,正在邓先生的指导下学习宋史。因此,对先生写这篇文章的过程,知道得比较详细。
(一)关于汤阴岳庙所存明天顺二年(1458年)岳飞《满江红》词刻石。先是这年春天,师兄张希清,老家在汤阴县,探家时顺便去了汤阴岳庙,岳庙管委会仰慕先生德望,以本庙所藏明天顺二年岳飞《满江红》词刻石的拓片相赠,托这位师兄转呈。先生见此拓片,如获至宝。因为,这个拓片证明,在河南汤阴县的岳庙中,至今还矗立着一块刻着这首《满江红》词的石碑,是汤阴县一个名叫王熙的秀才,在天顺二年(1458年)所写。全词共写了五行,只有末句作“朝金阙”,与通行本之作“朝天阙”稍异,余俱同。在此五行之后,明确地写有“右满江红词乃宋少保岳鄂武穆王作”共十五个字。杭州岳庙中的那块《满江红》词刻石,乃是明孝宗弘治十一、二年(1498、1499年)内所写刻,汤阴县岳庙王熙的这块刻石,最少要比它早了四十年;比徐阶于明世宗嘉靖十五年(1536年)所编辑的《岳集》之刊行,则早了七十八年。有这一件实物作证,则余嘉锡、夏承焘两先生所提出此词首次出现于弘治年间之说,以伪为真始自徐阶之说,便都不攻自破了。
先生为了发表文章时要附上汤阴岳庙王熙写刻的岳飞《满江红》词石碑拓片的照片,嘱我将拓片找人拍摄成照片。这一拓片长约1.2米,宽约60厘米,材质为白麻纸,一般照相馆都是翻拍不了的。后来,我找了我的三哥李宝芝,他是个搞印刷的专家,他帮助联系了北京印刷二厂,我跑到该厂,请制版车间的师傅将拓片拍摄成照片。(后来,先生收藏的《开封府题名碑》的拓片,也是请印刷二厂翻拍的。)事情办妥之后,我将拓片和拓片的照片交给了先生。同时,告诉先生,我自己保留了一张拓片的照片。
(二)关于袁纯所编《精忠录》一书。1981年春,先生由商辂的《精忠录序》,查到袁纯曾经编有《精忠录》一书,并且得知北京图书馆藏有此书。当时,先生已是七十多岁高龄,行动不是很方便,加之恰好要出席全国政协的会议,所以,先生就嘱我到北京图书馆善本室,代为查看《精忠录》一书。于是,我到历史系办公室开了介绍信,择日去了北图善本室。善本室的老师,热情地接待了我。看了介绍信以后,就很快就将《精忠录》一书拿了出来,那是1769年朝鲜所印的铜活字本,保存得十分完好。此书的第三卷即收录有岳飞的《满江红》词。我将这首词,以及书中几篇序跋,抄录下来,作了若干卡片,并于当天下午,到京西宾馆交给了先生。
后来,先生依据《精忠录》的有关情况,作出了如下推考:
汤阴之有岳庙,是在明代宗景泰元、二年内(1450、1451年),经由徐有贞倡议、汤阴县学谕袁纯负责创建的。庙宇落成之后,袁纯接着就又“辑庙祀事始末”,选录岳飞的部分诗文,以及后代人纪念和歌颂岳飞的诗文,编为《精忠录》一书(此据商辂《精忠录·序》),而此书的第三卷即把岳飞的这首《满江红》词收录于内。据书中的几篇序跋文看来,知《精忠录》之付刻虽在景泰六年(1455年),而其编辑成书却在景泰二、三年(1451、1452年)内。这与王熙写刻的《满江红》词石碑相较,又早了七、八年。是则此词的出现,至晚应在十五世纪五十年代的初期。
徐阶所编《岳集》卷三,摘录了赵宽的重刻《精忠录》的序文,据知袁纯所编之书又在杭州重行刻印。然则杭州岳庙中那块由赵宽书写的《满江红》词刻石,如果没有其他书作为依据,则必即是从袁纯书中照抄来的。这样,似乎就不应当说“来历不明,深为可疑”了。
袁纯把《满江红》词收编在《精忠录》中,我们说这是这首词的首次出现,这只是就我们今天所见所闻的范围来说的;南宋以来的一些著述,因各种各样的原因而致失传的,不知已有多少,其中有许多,我们是连书名和作者也全不知道的。因此,我们今天虽然查不出《精忠录》所收录的这首词的“来历”,但其必有“来历”,必非出于袁纯或王熙或与他们同时代人的伪造,却是肯定无疑的。究竟它是来源于南宋人的著述,抑或是来源于元代人的著述呢?我们在目前虽还不能确说,然而我们却可以断言:二者必居其一。
在这些铁证面前,在邓先生这些鞭辟入里的分析面前,余嘉锡、夏承焘两位先生所提出的意见,全都是无法站立得住的。
二、岳飞《满江红》词不是伪作,铁证如山
(一)《精忠录》的史料应是来源于《褒忠录》。在明代,袁纯所编《精忠录》一书,并不是第一部关于岳飞与岳庙的专著,在其之前,还有一部《褒忠录》。这还得要从商辂的《精忠录序》说起。现将《古今图书集成》方舆汇编·职方典·彰德府艺文一(卷四百六)所载商辂《岳精忠录序》全文引录如下:
宋中兴良将,鄂国岳武穆王,以锐志恢复中原,为权奸所忌死狱,后世冤之。钱塘旧有庙祀,实王葬地。而相之汤阴王故乡,庙祀阙焉。正统己巳秋,今佥都御史徐有贞,以翰林侍讲假节出镇汤阴,间以立庙意,讽其士庶。时学谕袁纯,欣然请倡为之。越明年庙成,敕赐额精忠,命有司春秋致祭,定为例。纯复虑无以昭远,乃辑庙祀事始末,及士大夫悼王所为诗文,类次成编,题曰《精忠录》。暨入朝为监察御史,持以示辂,因请序。辂过钱塘,尝拜王祠墓,及观所为《褒忠录》,知王之忠义,至我朝始益显白。至于庙祀载严,枌榆有光。而精忠之录,又继《褒忠录》以传,则王之忠义,真可与日月争光,虽庸人孺子,皆知起而慕之。矧缙绅之徒,担人之爵,而食人之禄者哉!其为世教之助大矣。王之忠义,具载史传及庙碑,兹不复述。
据这篇序文,我们知道,商辂在见到袁纯所编《精忠录》书稿之前,他曾经到过钱塘,也就是杭州,参拜过岳飞的祠墓,而且在那里看到了杭州岳庙“所为《褒忠录》,知王之忠义,至我朝始益显白”。据商辂所说,“而‘精忠之录’,又继《褒忠录》以传,则王之忠义,真可与日月争光,虽庸人孺子,皆知起而慕之”,我们又可以得知,《褒忠录》是一部与《精忠录》内容完全相类的书,而且,《褒忠录》一书当时还存世,商辂在杭州岳庙还曾亲眼看到此书。
经本人查证,《褒忠录》一书,是明初人吴讷所编。明朝叶盛所撰《水东日记》卷二十四,提到“吴思庵讷《岳武穆褒忠录序》”。袁纯编辑《精忠录》一书时,当然要尽其所能,搜集许多有关岳飞与岳庙的书籍来作参考,因此,《褒忠录》一书必定是他所依赖的最主要的参考书之一。当时,商辂能看到《褒忠录》,袁纯理应也能够搜集到此书。据此推测,《精忠录》中收录的岳飞《满江红》词,极有可能就是抄自于《褒忠录》一书的。
(二)岳飞之孙岳珂肯定知道祖父的《满江红》。对岳飞《满江红》词,持“伪作说”的人,举出的一个重要理由,就是岳飞之孙岳珂所编《鄂国金佗稡编》一书中,没有收录岳飞的《满江红》词。对此,邓广铭先生早已指出:“我认为,不能因为我们不曾见到,就断言宋元人书中全未出现过这一作品。”他举出了宋人《宾退录》中所载岳飞的绝句,就未曾被《鄂国金佗稡编·续编》所录为证。《宾退录》记载,岳飞在新淦县青泥市《萧寺题诗》说:“雄气堂堂贯斗牛,誓将直节报君雠。斩除顽恶还车驾,不问登坛万户侯。”《宾退录》的作者赵与峕说:“今寺废壁亡矣。其孙(按:指岳珂)类《家集》,惜未有告之者。”邓广铭先生据此推断,岳飞的《满江红》词,应与《萧寺题诗》情况相同,是由于岳珂未见之也。而岳珂未见,并不能作为岳飞未曾创作《满江红》的证据。我的师兄王曾喻先生曾经考证:岳珂《鄂国金佗稡编·续编》,在南宋最后一版是端平元年(公元1234)。《藏一话腴》成书年代,在端平元年之后,自然是反映了在岳珂的《鄂国金佗稡编·续编》成书后的新发现,故在《鄂国金佗稡编·续编》中不载此词,就可以得到解释。
其实,岳飞的《满江红》词,不论是发现在岳珂编撰《鄂国金佗稡编》之前或是之后,岳珂对于其祖父的这首词,都是知道的。证据如下:
其一,《四库全书》中,清康熙《御选历代诗余》卷一百十七载:“《武穆贺讲和赦表》云:莫守金石之约,难充溪壑之求。故作词云:欲将心事付瑶筝,知音少,弦断有谁听。盖指‘和议’之非也。又作《满江红》,忠愤可见,其‘不欲等闲白了少年头’,足以明其心事。《话腴》。”
这一史料,明确指出:岳飞“又作《满江红》,忠愤可见,其不欲等闲白了少年头,足以明其心事。”并同时标明这段话是出自《话腴》一书。
所谓《话腴》一书,就是南宋人陈郁的《藏一话腴》。查现存《四库全书》本《藏一话腴》内编卷下载:
“岳鄂王飞《谢收复河南赦及罢兵表》略曰:莫守金石之约,难充溪壑之求。暂图安而解倒垂,犹云可也。欲长虑而尊中国,岂其然乎?又曰:身居将门,功无补于涓埃。口诵诏书,面有惭于军旅。又曰:尚作聪明而过虑,徒怀犹豫以致疑。与无事而请和者谋,恐卑辞而厚币者进。愿定规于一胜期,收地于两河。唾手幽燕,终欲复仇而报国。誓心天地,当令稽首以称藩。未几,金渝盟,河南复陷。后六十年得金之《南迁録》,见当时金人议论,锐意为取江南之计,归三京以诱吾,归兵于平地。吾保河南,则江必虚。若吾不守河南,则是彼尝见归,吾自委弃,在遗民当自归曲于吾矣。金谋若此,鄂武穆之料敌,信不妄云。”
其中,并没有《御选历代诗余》中所引的“又作《满江红》,忠愤可见,其不欲等闲白了少年头,足以明其心事。《话腴》。”原因应当是:一是可能被抄录《藏一话腴》的四库馆臣删去了;二是《四库全书》所依据的版本有缺文。而《御选历代诗余》所依据的《话腴》的版本,才是明朝以前的全本,即未被改窜本。《御选历代诗余》所引《话腴》的一段话,证明了南宋人陈郁是知道岳飞的《满江红》一词的。
其二,《四库全书》本《藏一话腴》的《提要》称:“臣等谨案,《藏一话腴》四卷,宋陈郁撰。郁字仲文,号藏一。临川人,理宗朝,充缉熙殿应制,又充东宫讲堂掌书。始末略见其子世崇《随隠漫录》中。……岳珂序称,‘其闭户终日,穷讨编籍,足不蹈毁誉之域,身不登权势之门’。”其中讲到,岳珂曾经为《藏一话腴》一书作序。《四库全书》本《藏一话腴》载有岳珂的《藏一话腴原序》。全文如下:
“陈藏一,以诗文名世。真西山、刘漫塘、陈习庵交称之,余始过其语。今观所述《话腴》,博闻强记,出入经史,硏考本末,则则可法度,而风月梦恠嘲谑,讹诞滛丽气习,浄洗无遗,岂非自思无邪三字中,践履纯熟,致是耶。乃知三君子,可谓具眼矣。尝谓近时江湖诗人多,然不夸而诞,则空而迂流于谒者,皆是。惟藏一,闭户终日,穷讨编籍,足不蹈毁誉之域,身不登权势之门。及叩其中,则词源学海,浩乎莫之涯涘。若藏一岂多得哉。诗史曰: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因为藏一诵,而并书之编首云。棠湖翁岳珂肃之。”
由岳珂以上序文所说“今观所述《话腴》,博闻强记,出入经史,研考本末,则则可法度,……”,可以看出,岳珂在为陈郁的书撰写序文之前,是仔细阅读过该书的稿本的。既然陈郁《藏一话腴》中,原记有(岳飞)“又作《满江红》,忠愤可见,其不欲等闲白了少年头,足以明其心事。”岳珂又是在仔细阅读了该书的书稿之后、才为该书作序的,他岂能不知道这书中还记载了其祖父“又作《满江红》,忠愤可见,其不欲等闲白了少年头,足以明其心事。”?!据此,我们可以断言,岳珂一定是知道其祖父岳飞是作过《满江红》一词的。
考论到此,本人可以斩钉截铁地得出结论:岳飞《满江红》词不是伪作,已经是铁证如山!七八十年来的,关于岳飞《满江红》词真伪的辩论,应该彻底收场了!
书写到此,我不禁深深地怀念我的导师邓广铭先生。吾师为捍卫岳飞对《满江红》词的著作权,花费了毕生的精力,与持伪作说者论辩。现在,我可以高兴地叩慰吾师的在天之灵:先生,您的学生李宝柱,继承您的遗志,已经彻底夺回了岳飞对于《满江红》一词的著作权。撼山易,撼吾师的论断难!撼岳飞著作权难!呈上学生拙文,敬请吾师神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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