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朝诗词大家元好问

　　元好问(1190～1257)金代作家、史学家。字裕之，号遗山。太原秀容（今山西省忻县）人。系出北朝魏代鲜卑族贵族拓跋氏，为唐诗人元结后裔。生父元德明累举不第，放浪山水间，喜爱杜诗，推崇苏、黄。继父元格官掖县、冀州、陵川、略阳等地，常携好问赴任。其师郝天挺引导他潜心经传，留心百家，刻苦学诗。郝天挺主张“读书不为艺文，选官不为利养”（《郝先生墓铭》），对元好问的成长起了良好作用。

　　生平：从22岁起，元好问开始经历家国的忧患。卫绍王大安三年(1211)，蒙古成吉思罕率军攻金，宣宗贞佑二年(1214)，蒙古军陷秀容城，元好问之兄被杀，他避兵邻县阳曲北山得免。贞佑四年夏，他见金已无守御能力，便携家仓皇渡河，寓居福昌三乡（今河南省宜阳县三乡镇）。蒙古兵退，家居读书，辑前人诗文评论为一编，名《锦机》（已佚）。不久，移家登村。兴定五年(1221)进士及第，不就选。哀宗正大元年(1224)中博学宏词科，授儒材郎、充国史院编修。翌年夏，还居嵩山，撰《杜诗学》1卷（已佚）。后数年，历官镇平、内乡、南阳县令，这一时期诗中反映现实之作日多。又研究苏轼诗，撰成《东坡诗雅》3卷（已佚）。正大八年秋，蒙古军包围汴京前夕受诏入都。天兴元年(1232)，困居围城，任尚书省掾、左司都事。二年正月，京城降。夏五月，元好问在乱离中携友人幼子白朴，随被俘官民北渡黄河，被羁管于聊城（今属山东）。天兴三年，金亡。此后20余年，他除编成《东坡乐府集选》(已佚)和《唐诗鼓吹》（今存）外，主要致力于保存金代文化，纂成金诗总集《中州集》10卷、金词总集《中州乐府》（附《中州集》之后）、《壬辰杂编》（已佚）、《金源君臣言行录》百余万言（已佚），还有《诗文自警》10卷（已佚，明瞿佑《归田诗话》有征引）。又有《续夷坚志》4卷，今传。元宪宗七年(1257)九月，卒于获鹿（在今河北省）寓舍，归葬故乡系舟山下山村（今忻县韩岩村）。

　　元好问幼年适值金代盛世，他称道“大定明昌五十年”，对金的中兴抱有幻想。他早年有志于经世治国，壮年时曾自负。”动可以周万物而济天下，静可以崇高节而抗浮云“(《新斋赋》)。长期怀才不遇和面对黑暗的现实，使他逐渐清醒，仕和隐的内心矛盾加剧。晚年，他回顾自己的前半生说：“勤如韩子初无补，晚似冯公岂见招。五十三年等闲里，一窗风叶雨潇潇。”(《感兴》)从《中州集》小传和他所撰的某些墓志铭中可以看出他憎恨酷吏，鄙视权豪，同情人民，这些都直接影响到他的文学创作。

　　文艺评论与文学创作　元好问的文艺评论涉及诗、词、古文等文体，具见于《锦机引》、《论诗绝句三十首》、《杜诗学引》、《东坡诗雅引》、《杨叔能小亨集引》、《新轩乐府引》等。其中以《论诗绝句三十首》最有代表性。这组论诗绝句上承杜甫《戏为六绝句》和稍前王若虚《论诗诗》的形式，在对建安以来的诗派、诗人作品品评臧否的同时，阐明了自己对诗歌的正面看法。第一首开宗明义，即以“诗中疏凿手”自任，要使泾渭清浑分明，辨明诗中的正体和伪体。他标举建安的优良传统（“曹刘坐啸虎生风”），认为好诗应当真淳自然(“一语天然万古新”)，推崇雄健豪迈的风格(“慷慨歌谣绝不传”)，反对模拟因袭（“窘步相仍死不前”），批评绮靡纤丽的诗风（“斗靡夸多费览观”）。元好问论诗强调内容，同时也重视艺术成就和作家的品德，能从大处着眼而不流于褊急。他肯定曹植、刘桢、陶渊明、谢灵运、杜甫、韩愈，于李商隐、苏轼、黄庭坚则有比较公允的褒贬。但是他又反对俳谐怒骂的怨刺之诗（“曲学虚荒小说欺”、“乱后玄都失故基“），重视“温柔敦厚，蔼然仁义之言”（《杨叔能小亨集引》），则说明了他仍然未能摆脱传统诗教的影响。

　　元好问涉足于诗、词、文、散曲和笔记小说各个领域，而以诗的成就最高。他的诗歌创作可分为前、中、后三期：

　　前期(1197～1217)，为其创作准备期。作者7岁能诗，人称“神童”。南渡前后，元好问写了《避兵阳曲北山之羊谷题石龛》、《阳兴砦》、《虞坂行》、《箕山》、《梁园春》、《八月并州雁》、《并州少年行》等，虽不及下一时期的优秀作品，但却已透露出诗人关心现实的强烈倾向。《金史·元好问传》说他“下太行，渡大河，为《箕山》、《琴台》等诗，礼部赵秉文见之，以为近代无此作也，于是名震京师”。这些诗和论诗绝句的产生，标志着元好问完成创作准备，正式登上金代诗坛。

　　中期(1218～1234)，由元好问移家登封起，至金朝灭亡止，共17年，是作者诗歌创作的黄金时代。本期开始阶段，由于成吉思罕率蒙古军主力经营西域，金王朝得到暂时的安宁，宋金战争中金又多次得胜，于是给人造成金尚不致覆亡的假象。元好问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应举出仕的。而事实上金王朝已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元好问从民间逐步进入统治阶级上层，对上述现实了解很深，凡所感受，一寓于诗。他写下了《郁郁》、《家山归梦图》、《虎害》、《乙酉六月十一日雨》、《颍亭留别》、《宿菊潭》、《宛丘叹》、《壬辰十二月车驾东狩后即事五首》、《癸巳五月三日北渡》、《南冠行》、《甲午除夜》等诗，标志了金、元诗坛的最高成就。

　　后期(1235～1257)，包括元好问入元后的整个23年。元太宗窝阔台七年(1235)，他摆脱羁管，由聊城移居冠氏（今山东冠县），开始过遗民生活。在访诗和收集史料的过程中，作者往来于晋、豫、鲁、冀等地，有机会探幽访胜。生活变化引起了诗作的变化。他虽然在《学东坡移居八首》、《卫州感事》、《雁门道中书所见》等少数诗中抒发亡国哀痛，但大多数作品已转向描绘山水和唱和应酬。其中《涌金亭示同游诸君》、《游黄华山》、《泛舟大明湖》等，开辟了元好问诗歌的新境界。

　　元好问诗今存1360余首，题材多样，内容丰富。其反映金元之际人民所受天灾人祸之苦，真实具体，富有感染力。其写景诗生活气息浓郁，能表现祖国山川之美，名句如“寒波淡淡起，白鸟悠悠下”（《颍亭留别》），境界优美，脍炙人口。然而奠定元好问在文学史上地位的，则是前者。它们有的写汴京沦陷前蒙古对金战争的残酷：“野蔓有情萦战骨，残阳何意照空城！”（《歧阳》）“高原水出山河改，战地风来草木腥。”（《壬辰十二月车驾东狩后即事》）有的写亡国的惨状：“道傍僵卧满累囚，过去旃车似水流。红粉哭随回鹘马，为谁一步一回头！”(《癸已五月三日北渡》)这些诗广泛而深刻地反映了国破家亡的现实，具有史诗的意义。清代赵翼《题遗山诗》说：“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元好问工于七古，七律和绝句，兴象深邃，风格遒上，无江湖诸人轻易油滑之习，亦无江西派生拗粗犷之失。

　　元好问词为金朝一代之冠，足与两宋词家并比。其词今存377首，反映了多方面的社会生活。〔木兰花慢〕“拥都门冠盖”、〔临江仙〕“世事悠悠天不管”、〔鹧鸪天〕“只近浮名不近情”等堪称“丧乱词”。清代况周颐评论此类作品说，元氏以“丝竹中年，遭遇国变，……卒以抗节不仕，憔悴南冠，二十余稔，神州陆沉之痛，铜驼荆棘之伤，往往寄托于词”(《蕙风词话》)。元好问词中也有写景如画的，如〔水调歌头〕《赋三门津》“黄河九天上”等，可与《游黄华山》诸诗比美。元好问词中还有一些写爱情的名篇，如〔水调歌头〕、〔江梅引〕“墙头红杏粉光匀”、〔小重山〕“酒冷灯青夜不眠”等，它们或歌颂忠贞的爱情，或写殉情的悲剧，或写夫妇离别之苦，都是难得的好词。此外，作者还有咏怀、吊古、送别、咏物、射猎、边塞词，其题材之广泛，为古代许多词人所不及。在艺术上，元好问以苏、辛为典范，并吸取各家之长，因而兼有婉约、豪放诸种风格。所以元代郝经《祭遗山先生文》中说，元好问“乐章之雅丽，情致之幽婉，足以追稼轩”（《陵川集》）；张炎又说，遗山词“深于用事，精于炼句；风流蕴藉处，不减周秦”（《词源》）。二说可以互相补充。

　　元好问的散曲今存 9首，其〔骤雨打新荷〕一首曾流行于当时。陶宗仪在《南村辍耕录》中说：“〔小圣乐〕乃〔小石调〕曲，元遗山先生好问所制，而名姬多歌之，俗以为〔骤雨打新荷〕者是也。”足见其社会影响。

　　元好问的文有26卷，众体悉备，继承韩、欧传统，风格清新雄健，语言平易自然。名篇如《杜诗学引》、《杨叔能小亨集引》、《送秦中诸人引》、《两山行记》、《希颜墓铭》、《答聪上人书》、《张萱四景宫女》、《题闲闲书赤壁赋后》等，论文、记游、叙事、评论书画、长短随意，各有特点。惟碑铭表志之作，占去16卷，笔墨之间，“往往自蹈窠臼”（《鲁岩所学集》卷十二《书遗山集碑铭表志后》），是其小疵。

　　元好问的《续夷坚志》为笔记小说集，所记皆金泰和、贞佑间神怪故事。其《狐锯树》、《包女得嫁》和《戴十妻》等，为金代现存的优秀短篇小说。

　　作品集及其版本　元好问集有多种刊本。《元遗山先生全集》有清光绪读书山房重刊本，包括诗文40卷，年谱3种，词和小说各4卷。《四部丛刊》影明弘治本《遗山先生文集》为诗文集。诗集单行的有明汲古阁本、潘是仁辑校本、清康熙华氏刊本等。词集《遗山乐府》有明吴讷《百家词》本、双照楼《景刊宋金元明本词四十种》据明弘治高丽晋州刊本影印(即《彊村丛书》所据底本)，《全金元词》中所收最为齐备。清施国祁《元遗山诗集笺注》有人民文学出版社麦朝枢校本。

　 

金朝一代文冠元好问

　　山西忻县韩严村之西，有一座亭阁，名曰“野史亭”。在亭旁高大的古榆掩映之下，有一古墓，墓前石碑上用隶书刻着“诗人元遗山之墓”七个大字。这就是中国文学史上杰出的金代诗人元好问长眠之处。

　　元好问，字裕之，号遗山，太原秀容（今山西忻县）人。金章宗明昌元年０１９０年）出生在一个封建士大夫家庭，先祖是鲜卑族，到中原后才改姓元。他父亲元德明以诗知名。他从小就受到很好的家庭教养，七岁即能作诗。十四岁受教于著名学者郝天挺，专心研读古籍，具备了良好的思想修养和较高的文学修养。

　　他的青少年时代是在兵灾离乱中度过的。早年跟随在官场奔波的叔父生活，接着在战乱中飘泊奔走。二十五岁时，蒙古贵族派兵南侵，攻入燕都。第二年他的家乡毁于战火，被迫避乱河南，飘泊五、六年之久。金宣宗兴定五年，他三十一岁时考取进士，做过南阳及内乡县令，官至行尚书省左司员外郎。天兴元年（１２３２年）六月，蒙古侵略者攻陷洛阳；天兴三年，金哀宗自缢身死，金朝灭亡。他觉得复国无望，便拒绝作官，回到故乡。这时，诗人已经四十四岁，从此发愤著述，致力于金朝史料的搜集和整理工作。

　　由于元好问从小攻读古代典籍，深受儒家思想的熏陶，早年就有志于治国安邦，修明政治。后来饱经战乱流离之苦，接触了下层人民，开阔了眼界，丰富了阅历。因此，金末那种“秕政日多，诛求无艺”的黑暗统治，金宣宗南渡之后“奖用胥吏，苛刻成风”的残暴奢侈，劳动人民“破田宅，鬻妻子”的悲惨景象，在元好问的诗中都有着广泛而深刻的反映。

　　蒙古侵略军队攻陷洛阳、兵围汴京时，元好问“身困重围，目击时艰”，抒发了“高原水出山河改，战地风来草木腥”（《壬辰十二月车驾东狩后即事》五首之二）的感慨。又《岐阳》三首之二：

　　百二关河草不横，十年戎马暗秦京。岐阳西望无来信，陇水东流闻哭声。野蔓有情萦战骨，残阳何意照空城！从谁细向苍苍问，争遣蚩尤作五兵？

　　则重在写实，表现了战争的空前残酷，令人怵目惊心。汴京陷落后，诗人悲愤到极点，写下了《癸已五月三日北渡》三首、《醉后走笔》、《怀州子城晚望少室》、《续小娘歌》等诗，写他被蒙古军队驱赶到聊城时沿途的所见所闻。当时，诗人已成阶下之囚，蒙古军队步步逼进，他的母亲也被劫走。元好问遭此惨变，不由得奋笔疾书，愤怒控诉蒙古统治者的暴虐行径：

　　白骨纵横似乱麻，几年桑梓变龙沙。只知河朔生灵尽，破屋疏烟却数家。——《癸巳五月三日北渡》其三：

　　全诗纯用白描手法，生动地再现了侵略军虏掠抢劫所造成的“白骨纵横”的惨状，真是悲愤填膺，声泪俱下。《续小娘歌》采用民歌形式，一咏三叹，反复吟唱，控诉了蒙古侵略军队虏掠劫夺妇女“却将沙漠换牛羊”的暴行。

　　山无洞穴水无船，单骑驱人动数千。直使今年留得在，更教何处过明年。
　　太平婚嫁不离乡，楚楚儿郎小小娘。三百年来涵养出，却将沙漠换牛羊。

　　诗人描述这些被虏去的妇女求生不得、欲死不成，具有很典型的社会意义。
　　天兴三年金亡后，诗人对“家亡国破此身留”无比痛心，写下了《雁门道中书所见》：

　　网罗方高悬，乐国果何所？食禾有百螣，择肉非一虎。呼天天不闻，感讽复何补？单衣者谁子，贩籴就南府。倾身营一饱，岂乐远服贾。盘盘雁门道，雪涧深以阻。半岭逢驱车，人牛亦何苦！

　　充满了对处于饥寒交迫之中的人民的同情。诗人把亡国之恨进一步“发为慷慨悲歌”。《蛟龙引》借咏剑发出救国无门、生不逢时的感慨：

　　世上元无倚天手，匣中谁解不平鸣？割城恨不逢相如，佐酒恨不逢朱虚。

　　他因自己不能象蔺相如那样外折强秦，象朱虚侯那样内安汉室而深深的遗恨。《过晋阳故城书事》则通过描述北汉时太原人民守城战的壮烈史实，倾吐了自己的爱和恨。

　　在动乱的日子里，元好问还写了不少文、词优秀作品。短篇小说有《包女得嫁》、《戴十妻梁氏》、《狐锯村》等。

　　元好问的词在金朝成就最高。〔水调歌头〕《赋三门津》：

　　黄河九天上，人鬼瞰重关。长风怒卷高浪，飞洒日光寒。峻似吕梁千仞，壮似钱塘八月，直下洗尘寰。万象入横溃，依旧一峰闲。

　　描写三门峡壮观，景色酷似画卷，词中奔啸的黄河，岿然不动的砥柱山，都给人以蓬勃向上的精神。〔木兰花慢〕《游三台》则吊古伤时，悲壮激昂，是具有宋词豪放派风格的名篇。

　　他还有一些小令也写得很动人，如〔骤雨打新荷〕《失题》之一：

　　绿叶阴浓，遍池塘水阁，偏趁凉多。海榴初绽，妖艳喷香罗。老燕携雏弄语，有高柳鸣蝉相和。骤雨过，似珍珠乱糁，打遍新荷。

　　以及〔喜春来〕《春宴》等，都清新自然，景色秀丽，给人一种美的享受。

　　在金朝诗坛，一般作家们缺乏卓识远见，无法摆脱“斗靡夸多”、“苦吟雕琢，抄书用典”、“唐临晋帖”的浮华之弊和模仿之风。元好问“才雄学赡”，独踞诗坛，从文学理论到创作实践扭转了窒息局面。他的诗效法李杜，文章继承韩欧，词紧步苏辛，发扬了我国古典诗歌的现实主义传统，反映了金元两代交替之际的阶级矛盾和人民苦难，成为金朝的学术权威、文坛俊杰。有“集两宋之大成”，文章独步天下者三十年的称誉。这些称誉虽有溢美之处，但他确实在当时负有很高声望，不仅诗词曲文俱为金朝之冠，而且是我国文学史上的杰出诗人。

　　元好问具有进步的创作理论和文艺观。他的文论名著《论诗三十首》以及《杜诗学引》、《陶然集诗序》、《杨叔能小亨集引》等都反映了他的文学见解，阐述了他的创作主张。《论诗三十首》是受杜甫《戏为六绝句》的启发，针对当时文坛流弊所发，对建安以来的诗歌进行了系统的论述，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他反对模拟雕琢，主张从现实生活中吸取营养，要求作家从实践中取得创作源泉。“眼处心生句自神，暗中摸索总非真。画图临出秦川景，亲到长安有几人？”认为深入实际才能下笔有神。不同意那种“暗中摸索”。因而不屑于步江西诗派的后尘，起然表示“论诗宁下涪翁拜，未作江西社里人”。他反对华艳淫靡，主张天然真淳。“一语天然万古新，豪华落尽见真淳。”肯定了陶潜、谢朓、欧阳修、梅尧臣清新自然的风格。他反对纤弱险怪，主张刚健豪放。“慷慨歌谣绝不传，穹庐一曲本天然。中州万古英雄气，也到阴山敕勒川。”肯定了阮籍、陈子昂的高雅古朴和建安文学的豪放刚健；对《敕勒歌》的“中州万古英雄气”、李白的“笔底银河落九天”、韩愈的“江山万古潮阳笔”倍加赞赏，认为这类诗歌适宜于抒发诗人的壮阔胸怀和远大抱负。他反对伪饰虚作，主张纯朴诚实。论诗以内容为主，并重艺术风格和作家品操。这些主张对后世作家有着积极的作用。这种以诗论诗的形式也对后代有着很大影响，清代王士祯就有《戏仿元遗山论诗绝句三十六首》。

　　元好问在史学方面也具有杰出的贡献。他拒绝做元朝的官，金亡后归隐故乡，着手金朝史料的搜集编撰工作。为了不使金朝史料泯灭，他曾向元朝统治者索取“金国实录”等资料，遭到拒绝。因而不得不付出巨大的劳动，悉心搜集民间的有关史料。他常把所见所闻所得用“寸纸细字”记录下来，竟达百余万言。依据这些资料编写成长达百万字的金国史书《壬辰杂编》和金诗总集《中州集》。不只保存了金朝许多作家的作品，而且为编修金史提供了丰富的资料。书成十八年后，元朝统治者编撰宋、辽、金三史，就是以《壬辰杂编》和《中州集》为基础的，所以仅用年余时间就把《金史》编写完了。为了有别于所谓正史，元好问把《壬辰杂编》和《中州集》称为“野史”；又把他从事编撰的亭阁命名为“野史亭”。

　　晚年，元好问隐居故乡，除从事金史的编撰之外，还写了不少题画、应酬之作。他始终坚信自己“动可以周万物而济天下；静可以崇高节而抗浮云”（《新斋赋》）。但壮志未酬，流露出内心的不安：“勤如韩子初无补，晚似冯公岂见招。五十三年等闲里，一窗风叶雨潇潇。”故国之思更经常萦回脑际：“十年几度山河改，空指遗台是赵家”（《过邯郸四绝》）。尽管诗人因受时代的局限，在很多地方表现了寄希望于封建帝王的思想，甚至在他的“丧乱诗”中发出对帝王“若为长得熙春在，时上高层望宋州”（《俳体雪香亭杂咏》）的痛哭。然而，诗人决不会忘记现实，他写了象《宛丘叹》一类对贪官污吏嫉恶如仇和对清廉官吏歌颂褒扬的作品。通过极其强烈的鲜明对比，一方面揭露“至今三老背肿青，死为逋悬出膏血”，因为“苍髯长官”的横暴残忍，以致满目疮痍、遍野获花；一方面描写人民无比爱戴的叶县令体恤百姓、施行仁政，使县内出现“早晚林间见鸡犬，一犁春雨麦青青”的丰收景象，反映出诗人的政治理想和美好愿望。

　　但是残酷的现实与诗人的理想和愿望差距太大了，元完宗七年（１２５７年），长期处于忧愤积郁中的诗人卒于故乡，时年六十八岁。
　 

元好问生平简介

　　元好问是金代最负盛名的诗人、史学家，他那沉郁顿挫的诗词，足以和苏东坡、黄庭坚、辛弃疾相媲美，而他在“穷到箪瓢更屡空”的窘境中执著修史，更是赢得了后世的钦敬。

　　元好问出生在太原秀容（今山西忻州）的一个书香门第，25岁前便博览群书，淹贯经史，却一直淡泊功名。贞祐二年（1214年）蒙古人的铁骑攻陷秀容后残暴屠城，一时阴霾满天，血雨腥风，弹丸小城竟有10万人惨死于锋镝之下，好问之兄好古也在这场浩劫中罹难。惊恐万状的金宣宗把都城由中京（今北京）迁往南京（今河南商丘），金朝已处于风雨飘摇之中。蒙古大军继续南下，为躲避兵燹，好问只得四处播迁，辗转于福昌（今河南宜阳）、登封、昆阳（今河南叶县）等地，萍踪浪迹，栖迟无定。兴定五年（1221年），32岁的元好问进士及第，一度在镇平、内乡、南阳（今均属河南）当过县令，也在京城任过行尚书省左司员外郎（正六品）之类的低级官员，但时间都不长。天兴三年（1234年）宋蒙联军灭金于蔡州（今河南汝南），元好问顿时成了绕树三匝、无枝可栖的孤鸟，颠沛流离，终其余生。

　　“儒生无力荷干戈，乱后篇章感慨多。”面对山河破碎，社稷丘墟，元好问充满切肤之痛，他亲身经历了金朝迁都南京直至覆亡的这段历史，痛定思痛，他把百姓的疮痍、蒙古兵的残暴、国破家亡的悲怆，都一一写进了诗篇，描摹出一幅幅苍凉悲壮的历史画卷。清人赵翼说“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真是一语破的。但元好问最为关心的是为后世留下一部有关金朝的史书。早在天兴元年（1232年）冬，蒙古兵大举攻金时，京城人心汹汹，一夕数惊，哀宗打算出逃以避兵锋。时任东曹掾、吏部主事的元好问便上书右丞相赛不，请求以小字书写国史一本，以马驮之，随驾而行。赛不见他对朝廷一片悃诚，便慨然允诺。但是国事已不可收拾，修史之事最终成了泡影，使好问唏嘘不已。

　　金朝覆亡后，元好问徙居聊城，先住佛寺，后居民舍，两年后往依冠氏（今山东冠县）县令赵天锡，一住就是6年，49岁时才返回秀容。在此期间，他生活拮据，数米而炊，环堵萧然，仅蔽风雨。“躭书业力贫犹在，涉世筋骸老不胜”（《十二月十六日还冠氏十八日夜雪》），“分手共伤千里别，低眉常愧六年贫”（《别冠氏诸人》），就是好问困窘生活的写照。福无双至，祸不单行，偏偏暮年的元好问又得了足痿病，几处相传他已谢世，甚至有写挽联相祭者，使他哭笑不得。尽管如此，他仍念念不忘修史，“姓名三字金瓯重，事业千年片简青”（《内相杨文献公哀挽三章》），修史是藏之名山、传诸后世的大事。元好问认为国亡而史不可亡，当时金朝耆宿硕儒已凋丧殆尽，修史一事自然就落在了他的肩上：“国亡史作，己所当任”（《金史·元好问传》）。他说，金朝“百年以来明君贤相可传后世之事甚多，不三十年则世人不复知之矣，予所不知者亡，可奈何？其所知者忍弃之而不记耶？”甚至打算这部史书修好后，让子孙后代世代相传，“有不解者就他人训释之，违吾此言非元氏之孙。”（《遗山先生文集·＜南冠录＞引》）可见修史已经成为他唯一的精神寄托。

　　元宪宗蒙哥二年（1252年），当时还是一名藩王的忽必烈立志要大有为于天下，命张德辉延揽天下人才，垂询治国之道。张德辉荐举了20余人，学富才赡的元好问自然名列其中。这年夏天，元好问与张德辉一起北上觐见忽必烈。好问请忽必烈为儒教大宗师，他欣然接受，并有意要把好问罗致麾下。如果好问愿意皈依，必能与许衡、姚枢一样，成为一代重臣。但他视富贵如浮云，不愿作贰臣，毅然选择了杜门深居，在极端贫困中孜孜矻矻，全力著书。“朝我何所营，暮我何所思，胸中有茹噎，欲得快吐之。湿薪烟满眼，破砚冰生髭，造物留此笔，吾贫复何辞”（《学东坡移居八首》）。

　　按照惯例，后人修史均是在前朝实录基础上增删取舍，敷衍成篇。蒙古兵攻陷汴京时，那些赳赳武夫争相抢劫金银财帛，只有大将张柔“独入史馆，收《金实录》、秘府图书”（《元朝名臣事略·万户张忠武王》）。当时干戈未定，张柔便将金朝实录庋藏于顺天府（今河北保定）家中。好问期望能“亲去顺天府一遭，破三数月功，抄节每朝始终及大正事大善恶，系废兴存亡者为一书，大安（卫绍王年号）及正大（金哀宗年号）事则略补之”（《遗山先生文集·与枢判白兄书》）。尽管他已征得了张柔的同意，但还是为人所阻，未能成行，直到61岁时才了却这桩心愿。虽观看实录之事一波三折，但好问并不因此颓唐，他说“不可念一代之迹泯而不传”，在家兴建小亭一座，命名为“野史亭”。他以多病羸弱之躯，往来四方，采摭遗逸，寻访耆旧，每有所得，便欣然忘食，“辄以寸纸细字，亲为记录……于是杂录近世事至百余万言，捆束委积，塞居数楹”（《郝经《遗山先生墓志铭》）。冬去春来，历经近20个寒暑，好问终于编成了《中州集》、《壬辰杂编》二书。《中州集》收录了金代249人的作品，并附有作者小传，兼有评论，寓有以诗存史之意。《壬辰杂编》“书虽已无传，而元人纂修《金史》多本所著，故于三史（《宋史》、《辽史》、《金史》）中独称完善”（《四库全书提要》）。

　　“千秋万岁名，寂寞身后事。”元好问生前际遇坎坷，史书还未写成，便因积劳成疾，一病不起，留下千古憾事，但他执著的修史精神，却给中国史学史平添了一段佳话，并因此名垂青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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