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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言

 
　　汉·毛亨 传，郑玄 笺，唐·孔颖达 疏。

　　案《汉书·艺文志》《毛诗》二十九卷，《毛诗诂训传》三十卷。然但称毛公，不著其名。《后汉书·儒林传》始云：“赵人毛长传《诗》，是为《毛诗》。”其长字不从“艸”。《隋书·经籍志》载《毛诗》二十卷，汉河间太守毛苌传，郑氏笺。于是《诗传》始称毛苌。然郑玄《诗谱》曰：“鲁人大毛公为训诂，传于其家，河间献王得而献之，以小毛公为博士。”陆玑《毛诗草木虫鱼疏》亦云：“孔子删《诗》授卜商，商为之序，以授鲁人曾申，申授魏人李克，克授鲁人孟仲子，仲子授根牟子，根牟子授赵人荀卿，荀卿授鲁国毛亨，毛亨作《训诂传》以授赵国毛苌。时人谓亨为大毛公，苌为小毛公。”据是二书，则作《传》者乃毛亨，非毛苌，故孔氏《正义》亦云大毛公为其《传》，由小毛公而题毛也。《隋志》所云，殊为舛误。而流俗沿袭，莫之能更。朱彝尊《经义考》乃以《毛诗》二十九卷题毛亨撰，注曰“佚”。《 毛诗诂训传》三十卷，题毛苌撰，注曰“存”。意主调停，尤为于古无据。今参稽众说，定作《传》者为毛亨。以郑氏后汉人，陆氏三国吴人，并传授《毛诗》，渊源有自，所言必不诬也。郑氏发明毛义，自命曰《笺》。《博物志》曰：“毛公尝为北海郡守，康成是此郡人，故以为敬。”推张华所言，盖以为公府用记，郡将用笺之意。然康成生于汉末，乃修敬于四百年前之太守，殊无所取。案《说文》曰：“笺，表识书也。”郑氏《六艺论》云：“注《诗》宗毛为主。毛义若隐略，则更表明。如有不同，即下己意，使可识别（案此论今佚，此据《正义》所引）。”然则康成特因《毛传》而表识其傍，如今人之签记，积而成帙，故谓之《笺》，无庸别曲说也。自郑《笺》既行，齐、鲁、韩三家遂废（案此陆德明《经典释文》之说）。然《笺》与《传》义亦时有异同。魏王肃作《毛诗注》《毛诗义驳》《毛诗奏事》《毛诗问难》诸书，以申毛难郑。欧阳修引其释《卫风·击鼓》五章，谓“郑不如王”（见《诗本义》）。
 
　　王基又作《毛诗驳》，以申郑难王。王应麟引其驳《芣苡》一条，谓“王不及郑”（见《困学纪闻》，亦载《经典释文》）。晋孙毓作《毛诗异同评》，复申王说。陈统作《难孙氏毛诗评》，又明郑义（并见《经典释文》）。袒分左右，垂数百年。至唐贞观十六年，命孔颖达等因郑笺为正义，乃论归一定，无复歧途。毛传二十九卷，《隋志》附以郑笺作二十卷，疑为康成所并。颖达等以疏文繁重，又析为四十卷。其书以刘焯《毛诗义疏》、刘炫《毛诗述义》为稿本，故能融贯群言，包罗古义，终唐之世，人无异词。惟王谠《唐语林》记刘禹锡听施士匄讲《毛诗》所说“维鹈在梁”“陟彼岵兮”“勿翦勿拜”“维北有斗”四义，称毛未注，然未尝有所诋排也。至宋郑樵，恃其才辨，无故而发难端，南渡诸儒始以掊击毛、郑为能事。元延祐科举条制，《诗》虽兼用古注疏，其时门户已成，讲学者迄不遵用。沿及明代，胡广等窃刘瑾之书作《诗经大全》，著为令典，于是专宗朱《传》，汉学遂亡。然朱子从郑樵之说，不过攻《小序》耳。至于《诗》中训诂，用毛、郑者居多。后儒不考古书，不知《小序》自《小序》，《传》《笺》自《传》《笺》，哄然佐斗，遂并毛郑而弃之。是非惟不知毛、郑为何语，殆并朱子之《传》亦不辨为何语矣。我国家经学昌明，一洗前明之固陋。乾隆四年皇上特命校刊《十三经注疏》，颁布学宫，鼓箧之儒，皆骎骎乎研求古学。今特录其书与《小序》同冠《诗类》之首，以昭六义渊源，其来有自；孔门师授，端绪炳然，终不能以他说掩也。
　 

◎ 原序

 
　　夫《诗》者，论功颂德之歌，止僻防邪之训，虽无为而自发，乃有益于生灵。六情静于中，百物荡于外，情缘物动，物感情迁。若政遇醇和，则欢娱被于朝野，时当惨黩，亦怨剌形于咏歌。作之者所以畅怀舒愤，闻之者足以塞违从正。发诸情性，谐于律吕，故曰“感天地，动鬼神，莫近于《诗》”。此乃《诗》之为用，其利大矣。

　　若夫哀乐之起，冥于自然，喜怒之端，非由人事。故燕雀表啁噍之感，鸾凤有歌舞之容。然则《诗》理之先，同夫开辟，《诗》迹所用，随运而移。上皇道质，故讽谕之情寡。中古政繁，亦讴歌之理切。唐、虞乃见其初，牺、轩莫测其始。于后时经五代，篇有三千，成、康没而颂声寝，陈灵兴而变风息。先君宣父，釐正遗文，缉其精华，褫其烦重，上从周始，下暨鲁僖，四百年间，六诗备矣。卜商阐其业，雅颂与金石同和；秦正燎其书，简牍与烟尘共尽。汉氏之初，《诗》分为四：申公腾芳于鄢郢，毛氏光价于河间，贯长卿传之于前，郑康成笺之于后。晋、宋、二萧之世，其道大行；齐、魏两河之间，兹风不坠。

　　其近代为义疏者，有全缓、何胤、舒瑗、刘轨思、刘丑、刘焯、刘炫等。然焯、炫并聪颖特达，文而又儒，擢秀幹于一时，骋绝辔于千里，固诸儒之所揖让，日下之无双，于其所作疏内特为殊绝。今奉敕删定，故据以为本。然焯、炫等负恃才气，轻鄙先达，同其所异，异其所同，或应略而反详，或宜详而更略，准其绳墨，差忒未免，勘其会同，时有颠踬。今则削其所烦，增其所简，唯意存于曲直，非有心于爱憎。谨与朝散大夫行太学博士臣王德韶、徵事郎守四门博士臣齐威等对共讨论，辨详得失。至十六年，又奉敕与前脩疏人及给事郎守太学助教云骑尉臣赵乾叶、登仕郎守四门助教云骑尉臣贾普曜等，对敕使赵弘智覆更详正，凡为四十卷，庶以对扬圣范，垂训幼蒙，故序其所见，载之于卷首云尔。

　　唐国子祭酒上护军曲阜县开国子臣 孔颖达 等 奉敕撰

　 

◎ 诗谱序

　　诗之兴也，谅不于上皇之世。

　　【疏】正义曰：上皇谓伏牺，三皇之最先者，故谓之上皇。郑知于时信无诗者，上皇之时，举代淳朴，田渔而食，与物未殊。居上者设言而莫违，在下者群居而不乱，未有礼义之教，刑罚之威，为善则莫知其善，为恶则莫知其恶，其心既无所感，其志有何可言，故知尔时未有诗咏。

　　大庭、轩辕逮于高辛，其时有亡载籍，亦蔑云焉。

　　【疏】正义曰：郑注《中候·敕省图》，以伏牺、女娲、神农三代为三皇，以轩辕、少昊、高阳、高辛、陶唐、有虞六代为五帝。德合北辰者皆称皇，感五帝座星者皆称帝，故三皇三而五帝六也。大庭，神农之别号。大庭、轩辕疑其有诗者，大庭以还，渐有乐器，乐器之音，逐人为辞，则是为诗之渐，故疑有之也。《礼记·明堂位》曰：“土鼓、蕢桴、苇籥，伊耆氏之乐也。”注云：“伊耆氏，古天子号。”《礼运》云：“夫礼之初，始诸饮食。蕢桴而土鼓。”注云：“中古未有釜甑。”而中古谓神农时也。《郊特牲》云：“伊耆氏始为蜡。”蜡者，为田报祭。案《易·系辞》称农始作耒耜以教天下，则田起神农矣。二者相推，则伊耆、神农并与大庭为一。大庭有鼓籥之器，黄帝有《云门》之乐，至周尚有《云门》，明其音声和集。既能和集，必不空弦，弦之所歌，即是诗也。但事不经见，故总为疑辞。案《古史考》云“伏牺作瑟”，《明堂位》云“女娲之笙簧”，则伏牺、女娲已有乐矣。郑既信伏牺无诗，又不疑女娲有诗，而以大庭为首者，原夫乐之所起，发于人之性情，性情之生，斯乃自然而有，故婴儿孩子则怀嬉戏抃跃之心，玄鹤苍鸾亦合歌舞节奏之应，岂由有诗而乃成乐，乐作而必由诗？然则上古之时，徒有讴歌吟呼，纵令土鼓、苇籥，必无文字雅颂之声。故伏牺作瑟，女娲笙簧，及蕢桴、土鼓，必不因诗咏。如此则时虽有乐，容或无诗。郑疑大庭有诗者，正据后世渐文，故疑有尔，未必以土鼓、苇籥遂为有诗。若然，《诗序》云“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乃永歌嗟叹。声成文谓之音”，是由诗乃为乐者。此据后代之诗因诗为乐，其上古之乐必不如此。郑说既疑大庭有诗，则书契之前已有诗矣。而《六艺论·论诗》云：“诗者，弦歌讽谕之声也。自书契之兴，朴略尚质，面称不为谄，目谏不为谤，君臣之接如朋友然，在于恳诚而已。斯道稍衰，奸伪以生，上下相犯。及其制礼，尊君卑臣，君道刚严，臣道柔顺，于是箴谏者希，情志不通，故作诗者以诵其美而讥其过。”彼书契之兴既未有诗，制礼之后始有诗者，《艺论》所云今诗所用诵美讥过，故以制礼为限。此言有诗之渐，述情歌咏，未有箴谏，故疑大庭以还。由主意有异，故所称不同。礼之初与天地并矣，而《艺论·论礼》云“礼其初起，盖与诗同时”，亦谓今时所用之礼，不言礼起之初也。

　　《虞书》曰：“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然则《诗》之道放于此乎！

　　【疏】正义曰：《虞书》者，《舜典》也。郑不见《古文尚书》，伏生以《舜典》合于《尧典》，故郑注在《尧典》之末。彼注云：“诗所以言人之志意也。永，长也，歌又所以长言诗之意。声之曲折，又长言而为之。声中律乃为和。”彼《舜典》命乐，已道歌诗，经典言诗，无先此者，故言《诗》之道也。“放于此乎”，犹言適于此也。“放于此乎”，隐二年《公羊传》文。言放于此者，谓今诵美讥过之诗，其道始于此，非初作讴歌始于此也。《益稷》称舜云：“工以纳言，时而飏之，格则乘之庸之，否则威之。”彼说舜诫群臣，使之用诗。是用诗规谏，舜时已然。大舜之圣，任贤使能，目谏面称，似无所忌。而云“情志不通，始作诗”者，《六艺论》云情志不通者，据今诗而论，故云“以诵其美而讥其过”。其唐虞之诗，非由情志不通，直对面歌诗以相诫勖，且为滥觞之渐，与今诗不一，故《皋陶谟》说皋陶与舜相答为歌，即是诗也。《虞书》所言，虽是舜之命夔，而舜承于尧，明尧已用诗矣，故《六艺论》云唐、虞始造其初，至周分为六诗，亦指《尧典》之文。谓之造初，谓造今诗之初，非讴歌之初。讴歌之初，则疑其起自大庭时矣。然讴歌自当久远，其名曰诗，未知何代。虽于舜世始见诗名，其名必不初起舜时也。名为诗者，《内则》说负子之礼云“诗负之”，注云：“诗之言承也。”《春秋说题辞》云：“在事为诗，未发为谋，恬澹为心，思虑为志。诗之为言，志也。”《诗纬·含神务》云：“诗者，持也。”然则诗有三训，承也、志也、持也。作者承君政之善恶，述己志而作诗，为诗所以持人之行，使不失队，故一名而三训也。

　　有夏承之，篇章泯弃，靡有孑遗。

　　【疏】正义曰：夏承虞后，必有诗矣。但篇章绝灭，无有孑然而得遗馀。此夏之篇章不知何时灭也。有《商颂》而无夏颂，盖周室之初世记录不得。

　　迩及商王，不风不雅。

　　【疏】正义曰：汤以诸侯行化，卒为天子。《商颂》成汤“命于下国，封建厥福”，明其政教渐兴，亦有风、雅。商、周相接，年月未多，今无商风、雅，唯有其颂，是周世弃而不录，故云“近及商王，不风不雅”，言有而不取之。

　　何者？论功颂德所以将顺其美，剌过讥失所以匡救其恶，各于其党，则为法者彰显，为戒者著明。

　　【疏】正义曰：此论周室不存商之风、雅之意。风、雅之诗，止有论功颂德、剌过讥失之二事耳。党谓族亲。此二事各于己之族亲，周人自录周之风、雅，则法足彰显，戒足著明，不假复录先代之风、雅也。颂则前代至美之诗，敬先代，故录之。〇

　　周自后稷播种百穀，黎民阻饥，兹时乃粒，自传于此名也。

　　【疏】正义曰：自此下至“诗之正经”，说周有正诗之由。言后稷种百穀之时，众人皆厄于饥，此时乃得粒食。后稷有此大功，称闻不朽，是后稷自彼尧时流传于此后世之名也。《尧典》说舜命后稷云：“帝曰：‘弃，黎民阻饥，汝后稷，播时百穀。’”《皋陶谟》称禹曰：予“暨稷播，奏庶艰食、鲜食，烝民乃粒”。是其文也。

　　陶唐之末，中叶公刘亦世脩其业，以明民共财。

　　【疏】正义曰：公刘者，后稷之曾孙，当夏时为诸侯。以后稷当唐之时，故继唐言之也。中叶，谓中世。后稷至于大王，公刘居其中。《商颂》云“昔在中叶”，亦谓自契至汤之中也。《祭法》云“黄帝正名百物，以明民共财”。明民，谓使衣服有章。共财，谓使之同有财用。公刘在豳教民，使上下有章，财用不乏，故引黄帝之事以言之。

　　至于大王、王季，克堪顾天。

　　【疏】正义曰：此《尚书·多方》，说天以纣恶，更求人主之意，云：“天惟求尔多方，大动以威，开厥顾天。惟尔多方，罔堪顾之。惟我周王，克堪用德，惟典神天。”注云：顾由视念也。其意言天下灾异之威，动天下之心，开其能为天以视念者。众国无堪为之，惟我周能堪之。彼言文王、武王能顾天耳。大王、王季为天所祐，已有王迹，是能顾天也。

　　文、武之德，光熙前绪，以集大命于厥身，遂为天下父母，使民有政有居。

　　【疏】正义曰：《泰誓》说武王伐纣，众咸曰孜孜无怠，天将有立父母，民之有政有居。言民得圣人为父母，必将有明政，有安居。文、武道同，故并言之。

　　其时《诗》，风有《周南》《召南》，雅有《鹿鸣》《文王》之属。

　　【疏】正义曰：此总言文、武之诗皆述文、武之政，未必皆文、武时作也，故《文王》《大明》之等，检其文，皆成王时作。

　　及成王，周公致大平，制礼作乐，而有颂声兴焉，盛之至也。

　　【疏】正义曰：时当成王，功由周公，故《谱》说成王之诗皆并举周公为文。制礼作乐，大平无为，故与大平连言。颂声之兴，不皆在制礼之后也。故《春官·乐师职》云：“及彻，帅学士而歌彻。”玄谓彻者，歌《雍》也。是颂诗之作，有在制礼前者也。

　　本之由此风、雅而来，故皆录之，谓之《诗》之正经。

　　【疏】正义曰：此解周诗并录风、雅之意。以《周南》《召南》之风，是王化之基本，《鹿鸣》《文王》之雅，初兴之政教。今有颂之成功，由彼风、雅而就，据成功之颂，本而原之，其颂乃由此风、雅而来，故皆录之，谓之《诗》之正经。以道衰乃作者，名之为“变”，此诗谓之为“正”。此等正诗，昔武王采得之后，乃成王即政之初，于时国史自定其篇，属之大师，以为常乐，非孔子有去取也。《仪礼·乡饮酒》“工歌《鹿鸣》《四牡》《皇皇者华》”，“笙入奏《南陔》《白华》《华黍》”，“閒歌《鱼丽》，笙《由庚》，歌《南有嘉鱼》，笙《崇丘》，歌《南山有台》，笙《由仪》，合乐《周南·关雎》《葛覃》《卷耳》《召南·鹊巢》《采蘩》《采蘋》”。《燕礼》用乐与《乡饮酒》文同，唯《采蘋》越《草虫》之篇，其馀在于今《诗》，悉皆次比。又《左传》及《国语》称鲁叔孙穆子聘于晋，晋人为之歌《文王》《大明》《绵》，又歌《鹿鸣》《四牡》《皇皇者华》，亦各取三篇，风、雅异奏，明其先自次比，非孔子定之，故《谱》于此不言孔子。其变风、变雅皆孔子所定，故下文特言孔子录之。《春官·大师职》郑司农注云：“古而自有风、雅、颂之名，故延陵季子观乐于鲁，时孔子尚幼，未定《诗》《书》，而曰‘为之歌《邶》《鄘》《卫》’，曰：‘是其《卫风》乎’。又为之歌小雅、大雅，又为之歌颂。《论语》曰：‘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时礼乐自诸侯出，颇有谬乱不正者，孔子正之耳。”是司农之意亦与郑同，以为风、雅先定，非孔子为之。襄二十九年《左传》，服虔注云：“哀公十一年，孔子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距此六十一岁。当时雅、颂未定，而云为之歌小雅、大雅、颂者，传家据已定录之。”此说非也。六诗之目，见于《周礼》，岂由孔子始定其名乎？《仪礼》歌《召南》三篇，越《草虫》而取《采蘋》，盖《采蘋》旧在《草虫》之前。孔子以后，简札始倒，或者《草虫》有忧心之言，故不用为常乐耳。

　　后王稍更陵迟，懿王始受谮亨齐哀公。夷身失礼之后，邶不尊贤。

　　【疏】正义曰：自此以下，至“刺怨相寻”，解变风、变雅之作时节。变风之作，齐、卫为先。齐哀公当懿王，卫顷公当夷王，故先言此也。庄四年《公羊传》曰：“齐哀公亨乎周，纪侯谮之。”徐广以为周夷王亨之。郑知懿王者，以《齐世家》云“周亨哀公，而立其弟靖，为胡公。”当夷王之时，哀公母弟山杀胡公而自立”。言夷王之时，山杀胡公，则胡公之立在夷王前矣。受谮亨人，是衰闇之主。夷王上有孝王，《书传》不言孝王有大罪恶。《周本纪》云：“懿王立，王室遂衰，诗人作刺。”是周衰自懿王始，明懿王受谮矣。《本纪》言诗人作刺，得不以懿王之时《(又鸟)鸣》之诗作乎？是以知亨之者懿王也。《卫世家》云：“贞伯卒，子顷侯立。顷侯厚赂周夷王，夷王命为卫侯。”是卫顷公当夷王时。《郊特牲》云：“觐礼，天子不下堂而见诸侯。”下堂而见诸侯，天子之失礼也，由夷王以下，是夷王身失礼也。《柏舟》言“仁而不遇”，是邶不尊贤也。

　　自是而下，厉也幽也，政教尤衰，周室大坏，《十月之交》《民劳》《板》《荡》勃尔俱作。众国纷然，刺怨相寻。正义曰：大率变风之作，多在夷、厉之后，故云“众国纷然，刺怨相寻”。《击鼓序》云“怨州吁”，怨亦剌之类，故连言之。五霸之末，上无天子，下无方伯，善者谁赏？恶者谁罚？纪纲绝矣。

　　【疏】正义曰：此言周室极衰之后不复有诗之意。“五霸”之字，或作“五伯”。成二年《左传》云：“五伯之霸也。”《中候》“霸免”，注云：“霸犹把也，把天子之事也。”然则言伯者，长也，谓与诸侯为长也。五伯者，三代之末，王政衰微，诸侯之强者以把天子之事，与诸侯为长，三代共有五人。服虔云：“五伯，谓夏伯昆吾，商伯大彭、豕韦，周伯齐桓、晋文也。”知者，《郑语》云：“祝融之后，昆吾为夏伯矣，大彭、豕韦为商伯矣。”《论语》云：“管仲相桓公，霸诸侯。”昭九年传云：“文之伯也。”是五者为霸之文也。此言五霸之末，正谓周代之霸齐桓、晋文之后，明其不在夏、殷之霸也。齐、晋最居其末，故言五霸之末耳。僖元年《公羊传》云：“上无天子，下无方伯，天下诸侯有相灭亡者，桓公不能救，则桓公耻之。”是齐桓、晋文能赏善罚恶也。其后无复霸君，不能赏罚，是天下之纲纪绝矣。纵使作诗，终是无益，故贤者不复作诗，由其王泽竭故也。《王制》云：“千里之外，设方伯二百一十国以为州，州有伯。”是方伯谓州牧也。周之州长自名为牧，以其长于一方，故《公羊》称为方伯。言无天子，无方伯，谓无贤明耳。

　　故孔子录懿王、夷王时诗，讫于陈灵公淫乱之事，谓之变风、变雅。

　　【疏】正义曰：懿王时诗，《齐风》是也。夷王时诗，《邶风》是也。陈灵公，鲁宣公十年为其臣夏徵舒所弑。变风齐、邶为先，陈最在后，变雅则处其间，故郑举其终始也。《史记·孔子世家》云：“古者诗本三千馀篇，去其重，取其可施于礼义者三百五篇。”是《诗》三百者，孔子定之。如《史记》之言，则孔子之前，诗篇多矣。案《书传》所引之诗，见在者多，亡逸者少，则孔子所录，不容十分去九。司马迁言古诗三千馀篇，未可信也。据今者及亡诗六篇，凡有三百一十一篇，皆子夏为之作序，明是孔子旧定，而《史记》《汉书》云“三百五篇”者，阙其亡者，以见在为数也。《乐纬·动声仪》《诗纬·含神务》《尚书·璿玑钤》皆云“三百五篇”者，汉世毛学不行，三家不见《诗序》，不知六篇亡失，谓其唯有三百五篇。谶纬皆汉世所作，故言三百五耳。此言“讫于陈灵”，则在鲁僖之后。《艺论》云：“孔子录周衰之歌，及众国贤圣之遗风，自文王创基，至于鲁僖四百年间，凡取三百五篇，合为国风、雅、颂。”唯言“至于鲁僖”者，据《诗》之首君为文也。陈灵公非陈诗之首，曹昭公以僖七年卒，即位在僖之前，故举鲁僖以为言也。《艺论》云“文王创基，至于鲁僖”，则《商颂》不在数矣。而以周诗是孔子所录，《商颂》则篇数先定，论录则独举周代，数篇则兼取商诗，而云“合为国风、雅、颂”者，以商诗亦周歌所用，故得称之。孔子刊定，则应先后依次，而《郑风·清人》是文公诗，处昭公之上；《卫风·伯兮》是宣公之诗，在惠公之下者，郑答张逸云：“诗本无文字，后人不能尽得其次第，录者直录，存义而已。”然则孔子之后，始颠倒杂乱耳。

　　以为勤民恤功，昭事上帝，则受颂声，弘福如彼；若违而弗用，则被劫杀，大祸如此。吉凶之所由，忧娱之萌渐，昭昭在斯，足作后王之鉴，于是止矣。

　　【疏】正义曰：此言孔子录《诗》，唯取三百之意。“弘福如彼”，谓如文、武、成王，世脩其德，致太平也。“大祸如此”，谓如厉、幽、陈灵，恶加于民，被放弑也。“违而不用”，谓不用《诗》义，则“勤民恤功，昭事上帝”是用《诗》义也。互言之也。用《诗》则吉，不用则凶。“吉凶之所由”，谓由《诗》也。《诗》之规谏，皆防萌杜渐，用《诗》则乐，不用则忧，是为“忧娱之萌渐”也。此二事皆明明在此，故唯录三百一十一篇，庶今之明君良臣，欲崇德致治，克稽古于先代，视成败于行事。又疾时博士之说《诗》，既不精其研核，又不睹其终始，讲于乡党无昭晳，陈于朝廷不焕炳，故将述其国土之分，列其人之先后。

　　夷、厉已上，岁数不明。太史《年表》自共和始，历宣、幽、平王而得春秋次第，以立斯《谱》。

　　【疏】正义曰：“自此已下，论作《谱》之意。《本纪》夷王已上多不记在位之年，是“岁数不明”。《周本纪》云：“厉王三十四年，王益严。又三年，王出奔于彘。召公、周公二相行政，号曰共和。”《十二诸侯年表》起自共和元年，是岁鲁真公之十四年，齐武公之十年，晋靖侯之十八年，秦仲之四年，宋釐公之十八年，卫僖侯之十四年，陈幽公之十四年，蔡武公之二十四年，曹夷伯之二十四年，郑则于时未封，是“太史《年表》自共和始”也。又案《本纪》“共和十四年，厉王死于彘。宣王即位，四十六年崩。子幽王立，十一年为犬戎所杀。子平王立，四十九年，当鲁隐公元年。”计共和元年距春秋之初一百一十九年，春秋之时，年岁分明，故云“历宣、幽、平王而得春秋次第，以立斯《谱》”。郑于三《礼》《论语》为之作序，此《谱》亦是序类，避子夏序名，以其列诸侯世及《诗》之次，故名“谱”也。《易》有《序卦》，《书》有孔子作《序》，故郑避之，谓之为“赞”。赞，明也，明己为注之意。此《诗》不谓之“赞”，而谓之“谱”，谱者，普也，注序世数，事得周普，故《史记》谓之“谱牒”是也。

　　欲知源流清浊之所处，则循其上下而省之；欲知风化芳臭气泽之所及，则傍行而观之，此《诗》之大纲也。举一纲而万目张，解一卷而众篇明，于力则鲜，于思则寡，其诸君子亦有乐于是与。

　　【疏】正义曰：此又总言为《谱》之理也。著魏有俭啬之俗，唐有杀礼之风，齐有太公之化，卫有康叔之烈。述其土地之宜，显其始封之主，省其上下，知其众源所出，识其清浊也。属其美剌之诗，各当其君君之化，傍观其诗，知其风化得失，识其芳臭，皆以喻善恶耳。哀十四年《公羊传》说孔子“制《春秋》之义，以俟后圣，以君子之为，亦有乐乎此”，郑取彼意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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