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诗人卢照邻研究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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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卢照邻的生年不可确考，本世纪人们推论各异，主要有以下几种说法：（1）闻一多《唐诗大系》定为637年，即贞观十一年，但未见确凿之证据，陆侃如、冯沅君《中国诗史》、周祖譔《隋唐五代文学史》、游国恩等主编的《中国文学史》、王士菁《唐代诗歌》等均沿用其说；（2）苏雪林《唐诗概论》则定卢照邻约生于650年，即高宗永徽元年，亦未见依据，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陈子展《唐宋文学史》也持此说；（3）刘开扬在1957年发表的《初唐四杰及其诗》中第一次对卢照邻的生年进行了粗略考证，他认为卢照邻当生于635年，即贞观九年，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马茂元《读两〈唐书·文艺（苑）传〉札记》亦持此说；（4）傅璇琮《卢照邻杨炯简谱》系为630年前后，骆祥发的《初唐四杰研究》附录《初唐四杰年谱》沿用其说；（5）任国绪《卢照邻诗文系年及生平行迹》说卢照邻约生于贞观八年，即公元634年，张志烈《初唐四杰年谱》也持此说；（6）祝尚书《卢照邻集笺注》附录四《卢照邻年谱》则认为卢照邻当生于贞观六年（632）前后。综合以上各家之说，均未能确考卢照邻之生年，多为大致之推断。

　　关于卢照邻生平行迹，学界亦有不少研究成果。刘开扬《初唐四杰及其诗》一文对卢照邻的一生重大事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如作者认为，卢照邻向王义方学习五经并不是显庆末，而是在早年于扬州学完苍雅后北返，到泗州涟水王义方的家乡或洹水王义方的任所去学的；文章认为闻一多《四杰》一文引据《唐会要》卷八二所载显庆三年（闻氏误为二年）卢照邻与宋令文、孟诜等向孙思邈执师贽之礼一事是显然错误的，很可能是上元元年和孙思邈见面，第二年因治病向孙思邈执弟子礼，学老庄及医学；对于卢照邻的死，文章认为《旧唐书》说他死时年四十，显然是不妥当的，卢照邻最少睿宗文明元年（684）还一息尚存，那时他已是五十以上的人了。

　　在刘开扬之后对卢照邻生平行迹进行考证的是马茂元，他在六十年代所撰的《读两〈唐书·文艺（苑）传〉札记》中对《卢照邻传》中存在的问题作了一些辨析、考证工作，如他考证出卢照邻弱冠为邓府典签，当在永徽（公元650──655年）之间或显庆（公元656──660年）之初，当于麟德二年（公元685年）出任新都尉；照邻去蜀，乃以佚满去官，非因病去也，且时在咸亨之初；离蜀之后照邻曾客东都，且另有所恋，不久就不幸遭缧绁之灾，又染幽忧之疾，遂至终身废弃也；照邻当死于万岁登封元年（公元695年）以后，其年岁当在六十左右。

　　1985年任国绪发表了《卢照邻生平事迹新考》，作者指出，新、旧《唐书》本传中有关卢照邻生平事迹的叙述，语焉不详，且多讹误疏漏。据《旧唐书》本传载，卢照邻任新都尉，以风疾去官。作者不同意此说。他援引有关材料，推定卢染风疾当在咸亨三年（672）中；作者还对卢照邻南下游学、授邓王府典签、出任新都尉，“横事被拘”下狱，最后自投颍水而死等一生重大事件的时间及有关情况进行了探索。任国绪后来还出版了《卢照邻集编年笺注》一书，此书后所附的《卢照邻诗文系年及生平行迹》，以及他于1990年中国唐代文学学会第五届年会暨唐代文学国际学术讨论会上发表的《卢照邻年谱》，均与《新考》大同小异，故不赘引。

　　在任国绪此文发表后不久，祝尚书发表了《〈卢照邻生平事迹新考〉商兑》，他认为，傅璇琮《卢照邻杨炯简谱》对卢氏行年稽考较详，大体已具，而任国绪《卢照邻生平事迹新考》则大都证据不足，很难令人信服。如卢氏《早度分水岭》有“丁年游蜀道，斑鬓向长安”之语，《新考》谓“丁”为“丁巳”之省文；而祝文则征引文献，谓“丁年”为“丁壮之年”；又如卢氏《对蜀父老问》有“余自丰镐，归于五津，从王事也”数语，《新考》谓“归”应作“还归”、“返回”解，“如是，则照邻'自丰镐'而'归于五津'，当先由蜀中去丰镐，而后才自彼地还归蜀中。参以‘从王事也’之句，则照邻此行当系奉使出差”。而祝文则谓“以前曾到过蜀中，此次再游其地，如何又不可以言‘归’？将‘归’仅理解为一时之往返，并用以解文学作品，失于过拘”。而“《新考》将卢照邻为新都尉提前到显庆末，证据则主要凭一字之释，恐难令人信服”。祝文最后指出：“《新考》从卢照邻离新都尉后径赴洛阳的错误设论开始，或以一字一句之新解，或以史料牵合臆断，虽有解纷纠谬之美意，终难免步步失误。”

　　与此相反，李云逸的《关于卢照邻生平的若干问题》一文则认为任国绪《新考》“尤多创见”，并提出新说。该文以“名字和家庭”、“与来济的交游”、“为邓王府属在寿州、襄州之年”、“何时始任新都尉”、“三度入蜀始末”、“与张柬之的交游”、“卧病于东龙门山之年”诸题分节论述，认为傅璇琮《卢照邻杨炯简谱》据卢氏“余自丰镐，归于五津”诸语，将卢氏始为新都尉的时间定在总章二年（669）是错误的，因为“因事一度离开蜀地，事毕以后又回到蜀中，才能说‘归’。……所以任《考》认为卢照邻始为新都尉的时间当在总章二年之前，这是很有道理的。”接着，作者旁征博引，指出：卢照邻乾封元年七月已在蜀任；新都尉，始任的时间，不在麟德二年秋冬，便在乾封元年春夏。紧接着，作者考证了卢照邻第三次入蜀的时间，卧病于东龙门山的时间，并指出，他的卒年当在永淳元年前后，享年48岁左右，新旧《唐书》的记载皆系妄说，不足为据。

　　陈贻焮《卢照邻》一文在叙卢照邻生平梗概之后，补充考证了二事：一、文章认为，卢照邻“横事被拘”正是在为邓王府典签，甚为邓王所器重的那一时期，其“丁年游蜀道”，也正是因为此事，即使他当时得邓王解救幸免审判，恐怕也很难再在王府任事，只好远走高飞了；而且此番入蜀是去找事，并非赴新都尉任，他调新都尉当是以后的事。二、文章认为，傅璇琮《卢照邻杨炯简谱》引《对蜀父老问》大致推算出他的生年，良是，但谓“至本年始被任为新都尉”，则可商榷。该文认为，卢氏此番入蜀，当是奉使重来成都，并非赴新都尉任，他的《奉使益州至长安发钟阳驿》、《还赴蜀中贻京邑游好》可为佐证。卢照邻得病离蜀不可能再来，可见他调新都尉当在此次奉使益州事毕之后。文章还认为，卢照邻第一次入蜀到得病离去前后约达二十年，其间种种事迹，如蜀中归田当在前期，与郭氏相好、重九同王勃诸公登玄武山唱和等等，当在后期。

　　葛晓音1989年发表《关于卢照邻生平的若干问题》，文中对卢氏生平若干重大问题考证精细：首先是卢照邻为邓王府典签的问题，作者认为，卢照邻在贞观二十年至贞观二十一年间在梁州入邓王府，时为弱冠之年；其次，作者考证出卢氏于贞观十四年前在王义方的家乡泗州涟水从之学经学；文章还指出，卢照邻任新都尉应当是在乾封年间，而且当时还与张柬之有过诗篇往来；等等。文章最后对卢氏一生形迹作了一个综述：卢照邻的生年应在贞观元年（627）。他于贞观二十年（646）至二十一年（647）初次入蜀游宦，未求得差事，便在梁州入了邓王府，拜典签。此后随邓王历涉黄、寿、襄、兖诸州。在兖州遭横事被拘，经友人救援，于麟德二年（665）贬为新都尉。乾封二年（667）秩满。总章元年（668）一度回京，去过绛州。总章二年（669）五月又从酆镐奉使归蜀，使命是宣扬天子的虞舜之功。此后便婆娑蜀中，放旷诗酒。咸亨二年春返洛，滞留两年后卧病长安，后迁阳翟具茨山下，直至自沉颍水而死。

　　骆祥发的《初唐四杰研究》一书对卢照邻的生平和行迹也作了较深入的探讨。如他在此书第一编“初唐四杰行踪”第二章“卢照邻”中就分：一、门第、生年，二、少年时代，三、王府典签，四、宦游蜀中，五、羸卧荒山，六、自沉颍水等六个部分描述了卢照邻的生平行踪。书后所附《初唐四杰年谱》中对卢照邻的一生行迹的考订，也不无己见，如该谱认为，卢照邻于永徽元年（650）前后出为邓王府典签，是年卢氏约二十一岁；约于显庆元年（656）前后奉命出差，行迹大约经长安入蜀，再赴塞外；约于龙朔元年（661）或稍前离开邓王府；约于龙朔二年前后入蜀就任新都尉；于总章元年（663）因孤高自赏，为人所嫉，被构陷下狱，经友人救护得免；咸亨三年（672），卢照邻约四十三岁，留在长安，可能是病象渐露，所以向名医孙思邈求医问道，同时在秘书省著作局任职；上元二年（675），卢照邻病卧太白山，以服饵为事；约于仪凤二年（677）移居东龙门山；约于垂拱元年（685）卒，卢氏享年约五十六岁。

　　张志烈的《初唐四杰年谱》对卢照邻生平行迹的考订，亦多新说，如，他认为，卢氏约于贞观二十年（648），十三岁时，南下江淮，就曹宪学《苍》、《雅》；约于贞观二十三年（649），北上洹水，就学于王义方；于永徽三年（652）在长安参选，《长安古意》当作于本年冬或明年春尚居京城时；约于永徽四年为邓王府典签，供职寿州；约于显庆四年（659）于襄州与张柬之有交往；约于龙朔二年（662）春，随军至漠北，春末仍由河西返京；龙朔三年，在蜀，因横事被拘；麟德二年（665），为新都尉，此后六年均在新都尉任上；总章元年（668）春，奉使长安；咸亨二年（671）夏秋离蜀，北归京洛；咸亨三年，处太白山中；上元元年（674），客居东龙门山佛寺，服药疗养；永隆二年（681），卢照邻约四十八岁，移居具茨山，病笃，作《释疾文》，盖绝笔之辞，一二年后，自沉颍水而死。

　　卢照邻思想研究 本世纪对卢照邻思想的研究成果甚少，专题论文只有任国绪的《奉儒行道与崇儒信道》，该文对卢一生的思想发展脉络作了具体的概括，指出，卢早年奉儒，追求政治建树，而长期沉居下僚又使他感到厌倦绝望，转向著述事业。而政治的失意，使他又不得不借助老庄哲学来排除内心的痛苦，维系精神的平衡，进而尊崇道教，炼丹服饵，求得长生。病情的加剧，使长生不能，于是又笃信佛法，幻想先成仙后成佛。三者都失败了，最终投于一潭颍水，成为一个悲剧性的人物。但是，作者认为：“奉儒行道仍是卢照邻的政治、人格理想与价值判断的基本取向。在两篇绝笔之作《五悲》《释疾文》中，那种怀才不遇的强烈悲愤，怨天尤人式的对不幸命运的抗争，适从反面说明了他对奉儒行道的耿耿于怀，孜孜以求。”

　　祝尚书在其《卢照邻集笺注·前言》中也论及卢照邻的思想，他认为卢照邻的思想是复杂的，儒、道、释三家对他都有很深的影响。他早年热心仕进，以儒家思想为主，自入仕途，对未来满怀憧憬，态度是积极的，渴望在政治上一展宏图。即使晚年病废而枯卧空山，他也没有忘却世事。卢照邻受道家思想影响尤深。这既是他仕途坎坷、身染恶疾所至，也是时代风气使然。慕仙求道，齐荣辱、等生死，成为他仕途失意和荒山卧病后的思想逋逃薮，他试图以此求得精神上的安慰和解脱。卢照邻奉佛，主要是在卧病以后，实际上，卢照邻奉佛和学道一样，不过是在极度苦闷中寻求精神寄托，连他自己都觉得可笑。但是，无论是儒，还是道、佛，都不可能给病体垂危的卢照邻找到精神出路，他最后连天地都怀疑了，以自杀求得永恒的解脱了。

　　卢照邻诗歌研究 本世纪上半叶的卢照邻诗歌研究除了闻一多外，少有系统、深入之论述，多为吉光片羽。

　　闻一多在《宫体诗的自赎》一文中盛赞卢照邻的《长安古意》：“在窒息的阴霾中，四面是细弱的虫吟，虚空而疲倦，忽然一声霹雳，接着的是狂风暴雨！虫吟不见了，这样便是卢照邻《长安古意》的出现。这首诗在当时的成功不是偶然的。”他说卢氏在这首诗的开头“放开了粗豪而圆润的嗓子”，“这生龙活虎般腾踔的节奏，首先已够教人们如大梦初醒而心花怒放了。……诚然这不是一场美丽的热闹。但是这癫狂中有战慄堕落中有灵性。”“比起以前那光是病态的无耻”，“如今这是什么气魄！对于时人那虚弱的感情，这真有起死回生的力量”。“最后”，“似有‘劝百讽一’之嫌。对了，讽刺，宫体诗中讲讽刺，多么生疏的一个消息！我几乎要问《长安古意》究竟能否算宫体诗。”“他是宫体诗中一个破天荒的大转变。一手挽住衰老了的颓废，教给他如何回到健全的欲望，一手又指给他欲望的幻灭。这诗中善与恶都是积极的，所以二者似相反而相成。”“卢照邻只要以更有力的宫体诗救宫体诗，他所争的是有力没有力，不是宫体不宫体。”这可以说是自唐代以来对卢照邻诗歌艺术的最高评价，影响深远。

　　五六十年代新出版的一些文学史、诗歌史、唐诗论著对卢照邻诗歌的分析则比较具体了。如周祖譔在其《隋唐五代文学史》中就从诗人的出身来论述其思想内涵：“他的作品主要的是反映自己在政治上被压制的不满情绪”，“这种情绪，正表达了当时庶民地主出身的知识分子在门阀势力压制下的政治愿望。”“卢照邻的一生虽然很不得意，但在他的诗中看不到由于失意而趋向消极的情绪，相反的，他始终对生活抱着无限的信心。这种人生态度和生活信心正是这些出身于新兴庶民地主的知识分子所共有的人生观。”卢照邻与南朝宫体诗人是大不相同的，他的创作内容充实，感情健康，这是根本性的区别。同时他的诗中之所以带有宫体的遗迹，不是由于有意的学习，而是由于不自觉的受了传统力量的影响。刘大杰的《中国文学发展史》则认为：“幽忧是他生活的象征，也就是他的作品的象征。”

　　在五十年代，对卢照邻诗歌艺术分析得比较精细的还要数刘开扬和马茂元。刘开扬在其《初唐四杰及其诗》中花了相当多的笔墨分析卢诗，如他分析卢照邻的《行路难》道：“这首诗的艺术手腕和语言运用比较巧妙、生动，它尽情阐发一个道理，以世事无常来论证封建统治者的权势不能久持。”再如他认为卢照邻的《昭君怨》“所表现的王昭君的情思的广度和深度是超过上官仪所写的同题诗的，后者写得整齐而较呆板，不如这诗具有健康活泼的气息。”

　　马茂元在其《唐诗札记之二──初唐四杰》一文中则认为，“卢照邻的《长安古意》是一篇富有现实主义精神的作品。过去的作者（指《古意》和《拟古》一类）说来说去总不外男女爱恋，相似离别等。这篇通过作者自身的感受，借用汉代题材，描绘出当时首都长安现实生活的形形色色，而寄以无穷的感慨。这种写法，不仅别抒机杼，独具匠心，显示出作者气魄宏伟的创造力；而且它更具体地说明了套色诗风进入了推陈出新的转变阶段。它非常突出地表现了时代的精神，带有一种浓厚的时代色彩。”而“卢照邻之所以能够写出这篇成功的作品，正由于他怀抱着沦落失意的心情，困居长安，用冷眼旁观的态度去观察现实，因而他对这些使人羡慕，使人愉快，令人惊叹，令人悲哀的复杂的生活现象才有较深刻的理解。”在对此诗具体分析时，作者也独抒己见，如他认为闻一多说此诗末四句“有点突兀”、在诗的结构上是“蛇足”是“艺术的失败”这种说法，“颇有点使人难于理解”，“这里的‘扬子’，指汉朝的扬雄，是作者引以自况。‘一床书’，指文士冷淡的生涯。扬雄在长安时，仕宦不得意，闭门草‘太玄’，……这里代用其诗意，来影射作者自己的现实生活和心情，是十分确切的。所有本篇前面景物的描写，……都是以春天为背景。这里的‘桂花’则是秋季的花。秋天是清冷的，春天是欢娱的，通过两种不同的季节气氛，表现出两种不同的生活面貌。……在这四句里，作者以十分精练的语言，表现了异常丰富的内涵，用笔丝丝入扣，所谓‘蛇足’，所谓‘艺术上的失败’，真是玄之又玄，堕入不可知论了。”

　　进入八十年代以后，学界对卢照邻诗歌的研究虽更细致、深入了，但专题论文极少。任国绪的《卢照邻集笺注·前言》即是一篇比较好的研究卢照邻诗歌的论文，该文认为，卢照邻的诗歌首先在题材的开拓和主题的升华上取得了突出的成就，卢照邻的七言歌行《行路难》、《长安古意》，都是描写都市生活的作品，特别是后者，不仅唐太宗的《帝京篇》无法比拟，就是骆宾王的《帝京篇》，王勃的《临高台》，在思想性和艺术性上也都稍逊一筹，可以说是唐初诗中一篇划时代的力作；卢照邻的《刘生》、《紫骝马》、《陇头水》、《战城南》、《关山月》等，是一组边塞诗，这些诗，都沿用乐府旧题，但和六朝“落梅芳树，共体千篇；陇水巫山，殊名一意”的形式主义乐府诗真有天壤之别，都写出了时代的新意；现存卢集中数量最多的是行旅、赠答送别之作，这些诗如实地印下了使人大半生辗转宦游的足迹，集中抒发了诗人坎廪失志，怀才不遇的悲愤之情，这类诗的突出特点是把人生际遇与江山景致交织在一起，形成了景中有情，景情交融的艺术境界；卢照邻还写了部分思乡怀友，想念亲人，歌咏田园生活的诗篇，表现了他对乡土亲友的真挚感情以及对和平生活的热爱；其次，在诗歌形式上，卢照邻进行了探索和创新。他和骆宾王一起开创了初唐近体歌行；对五律、五言排律的创作也进行了探索和尝试。卢照邻的诗在艺术表现上也取得了多方面的成就。首先，他的诗很讲究构思、章法，层次清晰，逻辑严密；其次，善于用典；再次，具有鲜明的节奏韵律感；再次，想象丰富，比喻贴切；最后卢照邻诗歌的语言也有多方面的特色，或通俗晓畅，或典丽凝重，形成清峻的风格。另外，祝尚书《卢照邻集笺注·前言》中也论及卢照邻的诗歌创作成就。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总纂、乔象钟、陈铁民主编的《唐代文学史》上册也分析了卢照邻的诗歌作品，该书指出，“现存卢照邻的诗近百首，近体诗有六十七首，占了绝大多数，其中尤以五律、五排的数量最多，显出了他的爱好。……重声律是当时的时代风气，也是作者的自觉追求。卢照邻用五言律写了不少乐府诗，在严格的格律中表现旧题材，有的也浑朴自然，保留着乐府情韵而时有新意。”“使卢照邻名传不朽的是他的歌行，所存五篇歌行几乎都是可以吟唱的佳篇，其中《长安古意》不仅是卢照邻的代表作，也是这个时代的代表作”。“在卢照邻的作品中，感人最深的而独具特色的是他所写的几篇骚体文，这是王、杨、骆所没有的。”“这些骚体文虽以陈述个人的哀痛为基调，但也接触到人情冷暖，世态炎凉，揭示了不同阶层的生活情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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