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嗟夫，予尝求古仁人之心，或异二者之为，何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乎！噫，微斯人，吾谁与归。”
　　我读范文正公的《岳阳楼记》，每到此处，未尝不掩卷叹息，恨范公不生今世，无缘一见，但也庆幸其未生今世，不必为诸多徒具其表，阿谀谄媚，尸位素餐之辈痛心疾首。自古至今，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自诩的官吏多如牛毛，真正身体力行的却少之又少，究其根本，全在私、利二字。唯无私忘我之人，能为国为民，不嗔不惧；唯重义轻利之人，能襟怀坦荡，无怨无悔。中华不乏仁人志士，然而有机会参政的却不多。即使幸而执政，犹能做到为庙堂之宰则功在社稷，为郡县之官则造福一方，为边防之将则保境安民，且无论富贵、贫贱、毁誉、欢戚，始终不为所动，真正以拯济天下、造福苍生为己任的，不啻凤毛麟角。范仲淹一生所为，实堪千载以降，为官者之典范。
　　范仲淹，祖籍苏州，生于徐州。两岁时，父亲范墉逝世，范母谢氏贫而无依，改嫁长山朱家，取名朱说。范仲淹自幼喜欢读书，朱家虽是长山富户，但他为勉励自己刻苦读书，二十一岁起独自来到长白山醴泉寺。他伴灯苦读，通宵达旦，常常要僧人们都起床了，才和衣而卧。他生活艰苦，每天只煮一锅稠粥，待凉了划成四块，早晚各取两块，拌着韭菜末和盐下饭。母亲心疼儿子，多次劝他回家，范仲淹却对清苦的生活毫不介意，依旧攻读不已。范仲淹看不惯朱家兄弟奢侈，无所事事，多次规劝。一次，朱家兄弟实在听得不耐烦了，脱口说道：“我们花的是朱家的钱，关你何事？”范仲淹听出话中有话，找人追问。终于知道了自己的身世。他深受刺激，决心脱离朱家独立生活，于是，不顾母亲和朱家的阻拦，流着泪辞别母亲，前往南京求学。
　　南京(今河南商丘)应天府书院，是宋代著名的四大书院之一，汇聚了各地才俊。学院免费就学，有名师以请教，有良友相切磋，还有大量书籍以供阅览。范仲淹背井离乡，这里简直是他梦寐难求的栖身之所。入学后，范仲淹昼夜不停苦读，五年未解衣就枕，疲乏到了极点，就用凉水浇脸。他生活拮据，每日靠喝粥度日，有时甚至一天只能喝上一顿。南京留守之子是范仲淹的同窗好友，由于不堪目睹范仲淹的境遇，与家父言之，给范仲淹送来许多饭菜。几天后，食物放坏了，范仲淹未尝一口。同窗问他，范仲淹道：“感激你的厚意，只是我已习惯于粗茶淡饭，如果现在就享受丰盛的饭菜，以后还能吃得下粥吗？”
　　真宗大中祥符七年，皇帝幸临南京，举城轰动，人们争先恐后地去看皇帝，惟独范仲淹闭门不出。有人叫他：“千载难逢的机会，千万不要错过！”范仲淹随口应道：“将来再见也不晚。”便头也不抬地继续读书。功夫不负有心人，次年会试，范仲淹一举中第，果然在殿试中见到了真宗皇帝，任为广德军的司理参军。到任后，他把母亲接来，赡养事奉。又二年，调任集庆军节度推官，恢复范姓，改名仲淹，字希文。
　　寄人篱下的境遇，困苦的少年生活，培养了范仲淹坚韧不拔的性格，加之卓而不凡的志向，学而不厌的刻苦精神，让范仲淹日后得以平步青云，造福天下。其实，何止范仲淹，“珠玉买歌笑，糟糠养贤才”的事情，历史上屡见不鲜。宋代不分门第，都有接受教育的机会，科举时也基本属于公平竞争，所以，尽管官宦子弟在生活、教育等外在条件具有明显优势，但能脱颖而出，有所作为的，却往往是寒门或没落贵族的子弟。共同的机会摆在眼前，穷人的努力永远超过富人。富人尚有退路，而寒门子弟生活窘迫，争求改变现状的心志更为高远。且布衣寒士生在民间，洞察民情，曾经贫贱磨难，所以更能关注民生。孔子曾说“我少也贱，故多能！”生活贫困，反能迫人掌握更多的技能；困苦挫折，往往是成功的动力。
　　国家好比一部高速运转的机器，时间长了会有部件坏掉；要保证机器运转正常，最好的办法就是更换坏掉的零件。科举制度所起的作用正相当于给机器换零件，延续机器的寿命。寒门士人源源而入，给国家增添了活力，搭建了与人民沟通的桥梁，延续着国家的寿命。科举是柄双刃剑，用好了，可以保证人才源源而入，使国家欣欣向荣，兴旺发达，用不好，就成为舞弊钻营者的舞台，使国家万马齐喑，死气沉沉。科举的弊端是应该必须改革，但其广招天下才源，自新自救的初衷是正确的。现代借鉴西式教育，完全抛弃科举制度，却也导致当前选才僵化，政府日益丧失活力，官员愈发专横奢侈，如此局面，实应痛定思痛。
　　范仲淹入仕最初十余年，一直任地方小官。但每经一任，必兢兢业业，造福一方。真宗天禧五年，范仲淹到泰州任西溪镇盐仓监官。他看到泰州及附近州县，因唐时所建捍海堤年久失修，每年秋季海潮泛滥，灾情十分严重。老百姓无以为生，四方逃难。范仲淹越职向上级张纶反映，请求修复捍海堤。宋仁宗天圣二年，张纶奏请朝廷，命仲淹主持修堤。修堤自始至终非议不断，范母又在半途忽然过世，范仲淹除忧还乡，张纶继而督修，前后历时四年，终于修好了长达一百五十里的捍海堤。潮害根除后，二千六百馀户逃亡的灾民重返家园，原本荒芜的土地，又长满了庄稼。当地人民为了纪念范仲淹和张纶的功绩，为他们修建生祠，将捍海堤取名为范公堤，灾区中心兴化人往往以范为姓。
　　母丧期间，应天知府晏殊，将范仲淹召至寘府学。范仲淹上书请求“择郡守，举县令，斥游惰，去冗僭，慎选举，抚将帅”，共万余言。守丧期满，因修堤有功，经晏殊引见，范仲淹入朝为秘阁校理。范仲淹泛通《六经》，擅长《易经》，有学子来请教，他执经讲解，从不知疲倦。贫困子弟来求学，范仲淹便用自己的俸禄为其提供衣食住宿。范仲淹每次论及天下事，奋不顾身，京城士大夫在其影响下，开始崇尚风骨气节。
　　是时刘太后独揽大权，以仁宗为傀儡，范仲淹大胆上书，奏请太后还政，书略曰“太后主政，日月持久。今皇帝春秋已盛，睿哲明圣……不如退居后宫，安享晚年，将大权归还真主，必受天下景仰！”有人劝其收敛锋芒，范仲淹道：“尸位素餐，非我敢为，宁鸣而死，不默而生。”不久，范仲淹又上书指责宫廷滥兴土木，并再次请求太后还政于帝。终于触怒太后而被贬。友人们一直把他送到都门外，赞道：“此行极光。”
　　刘太后病故，范仲淹重被召回朝廷任谏官。明道二年，京东、江淮一带大旱兼蝗灾，范仲淹奏请立即赈灾，仁宗不理，奢华如常。范仲淹直言质问仁宗道：“宫中半日不食何如？今黎民终日无食，朝不保夕，岂能置之不理？”仁宗被问的哑口无言，只好委派范仲淹去江淮一带安抚灾民，范仲淹每到一地就开仓赈济，并且免除灾区的部分赋税。为劝戒皇室，他把饥民吃的野草带回来献给仁宗，并请他转给嫔妃贵戚们看，让他们知道老百姓生活之贫寒窘迫，希望皇族居安思危，警绝放纵奢侈。
　　某日郭皇后与尚皇妃争风吃醋，在仁宗面前扭打，仁宗劝架竟被皇后误伤，脖子上留下一道血痕，仁宗大怒，决意废后。原来，立郭氏为后是先太后的意思，仁宗并不喜欢她，太后死后，已日渐疏远，出现这样的意外事件，更给了他借题发挥之机。仁宗指着颈上的爪痕给执政近臣看，丞相吕夷简等乘机道：“皇后九年无子。应该废除。”仁宗故作犹豫，要近臣再议。范仲淹却极力反对，称：“宜早息此议，不可闻于外。”又指斥吕夷简等道：“人臣于帝后，犹子事父母。父母不和，固宜谏止，奈何顺父出母！”范仲淹固执己见，触怒了仁宗，他不但废掉了皇后，也把反对废后的范仲淹等人贬出了朝廷。友人再次送范仲淹出城，安慰道：“此行愈光。”。
　　范仲淹贬知睦州，修葺东汉高士严子陵之祠堂，写下了著名的《严先生祠堂记》，借歌颂严子陵的高风亮节，光武的大度开明，表达对现世的感喟，及对仁宗的失望与期盼。半年后，范仲淹调任苏州知府。当时苏州闹大水，民田不能耕种，仲淹提出疏浚五河，导太湖水入海的计划，他招募闲散人员，亲自督导，疏通了淤塞的河道，将积水导入大海。太湖水道的疏通，对保障太湖周围的苏、常、湖、秀四州农业生产起了重要作用。范仲淹在苏州买一块地，请阴阳先生来看风水，先生巡视后，贺道：“这是块贵地，在这里建宅，今后您家定然公卿相继不绝。”范仲淹笑道：“我家独占贵地，不如让出建学，士人都来这里求学，公卿将相不是更多吗？”于是，范仲淹在这里建起郡学，亲自聘请学识渊博的人任教，学堂越办越好，名冠东南。
　　由于范仲淹政绩斐然，又被召回京师，还朝后，他言事愈切，每每触伤权贵，宰相吕夷简暗自使人对他说：“侍臣不应逞口舌之利。”仲淹道：“谏止朝政缺失正是侍臣的职责。”吕夷简知范仲淹终究不能为己所用，便将他任为开封府尹，明里委以重任，其实想以繁忙公事绑住其手脚，让他无暇批评朝政。更希望有机会抓住他的错漏，彻底打倒。不料，范仲淹上任后，整饬官僚，剔除弊政，一个多月，便使号称繁剧的开封府肃然称治。当时城中流传着一首歌谣“朝廷无忧有范君，京师无事有希文。”
　　吕夷简为相，仕进者大多出其门下。仲淹上言：“任命官员，人主应该知道迟速升降的顺序，不应完全委托宰相。”又上《百官图》，指图道：“如此为序迁，如此为擢升，如此则公，如此则私，不可不察。”又道：“汉成帝信张禹，不疑舅家，故有王莽之乱。臣恐今日朝廷亦有张禹坏陛下家法，不可不早辨。”吕夷简大怒，称范仲淹越职言事，荐引朋党，离间君臣。范仲淹与其交章对析，言词激烈，仁宗不悦。吕夷简党羽乘机诬蔑范仲淹交结朋党，不可姑息，应榜于朝堂，警戒百官，不当越职言事，仁宗听信谗言再次将范仲淹贬出。
　　这一次被贬，朝廷严整朋党，牵连甚广，士大夫为免非议，兼畏吕夷简，很少有人敢来送行。只有李纮、王质二人，载酒相送，李纮安慰道：“此行尤光。”几起几落的范仲淹大笑道：“仲淹前后已是三光了。”有人问李纮：“不怕受牵连吗？”答道：“希文贤者，得为朋党，幸矣！”尹洙、欧阳修、苏舜钦等人不避危险，纷纷上书保柬。尹洙称与范仲淹义兼师友，愿同被贬。欧阳修亦上书右柬司高若讷，称：“仲淹平生刚正，通古今，班行中无与比者。汝出入朝中称谏官，不复知人间有羞耻事。”苏舜钦上书道：“大臣持禄而不及谏，小臣畏罪而不敢言，下情不得上通，此患之大者。赏之使谏，尚恐不言；罪其敢言，孰肯献纳！若诏榜未削，欺罔成风，则不惟堂下远于千里，窃恐指鹿为马之事复见于今朝矣。”
　　德不孤，必有邻，范仲淹直道而行，百折不挠，固然可钦可佩，而没有李纮、尹洙、欧阳修、苏舜钦等一批古道热肠，仗义执言的知交同道，忠直耿介的他亦无法独存朝中。北宋重文轻武，为人诟病，但儒道的昌盛，教育的普及，确也造就了大批品格高洁，才能卓绝的栋梁之材。范仲淹之前有赵普、吕端、吕蒙正、王旦、寇准、张咏、王曾；同时代的有欧阳修、韩琦、富弼、包拯；之后有王安石、司马光、苏轼；虽然王钦若、丁谓、夏竦之类包藏祸心，挟私自用之徒也常能兴风作浪，但因为正直之人始终在朝中占据重要地位，奸党虽有短期得势之机，却无长期横行之患，“正邪”双方你唱罢，我登场，谁也不能彻底打倒谁，宋朝在斗争的平衡中平稳发展着。这样的大环境，给范仲淹之类能力超强，但也过分耿直的人提供了舞台，出可为民造福，入可为君分忧，外有喁喁企盼之民，内有拳拳知心之友。纵然居无定所，饱偿艰辛，但人民的信任，朋友的支持，不断给予范仲淹精神力量，令他壮志萦怀，终不磨灭。联想现今许多人走茶凉，落井下石的卑劣，不免发出今不如古的感慨了。
　　仁宗宝元元年，西北边境峥嵘突起，原本臣属大宋的党项族首领李元昊自称皇帝，建国号夏，大举东侵。当时的宋朝已三十多年没有战事，边防不修，兵甲不备，将帅平庸，更换频繁，纪律松散，士卒疏于战阵，面对来势汹汹的西夏大军，屡战屡败，不断向朝廷告急。朝廷上下同样措手不及，有主攻，有主守，吵成一团，宋仁宗也举棋不定。危难关头，仁宗想起范仲淹，吕夷简眼见国难当头，也力主重用范仲淹。入朝后，仁宗晓谕范仲淹与吕夷简捐弃前嫌，仲淹顿首道：“臣向来所论皆国事，于夷简何憾也！”于是，恢复范仲淹天章阁待制之职，进龙图阁直学士。同时，命夏竦为陕西经略安抚招讨使，范仲淹、韩琦并为陕西经略安抚招讨副使，范仲淹主营鄜延路。
　　范仲俺已年过半百，但报国的热忱不减当年。来到延州时，眼见到处是断壁残垣，焚烧废墟，百姓死的死，逃的逃，留下的也饥寒交迫，无家可归，范仲淹心潮难平，挥笔写下了流传千古的名篇《渔家傲》：

塞下秋来风景异，衡阳雁去无留意。四面边声连角起，千嶂里，长烟落日孤城闭。
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羌管悠悠霜满地，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

　　他立誓要趋夷保边，让百姓安居乐业。数日间，范仲俺视察地形边备，听取守边将士意见，认真分析敌我双方长短，废寝忘食地制定战策。他上书朝廷称：“西夏境内山川险恶，易守难攻，兴兵深入，运输不便，还容易陷入敌人埋伏，不宜采取攻势。夏国经济薄弱，粮食不足，生活用品悉由宋出，若坚壁清野，修固边城，封锁经济，同时精练士卒，待夏军进攻时，扼险坚守，挫其锋芒。夏军久战无功，财力枯竭，必军心涣散，到时则不战而胜。”范仲俺结合双方实际，提出了一整套以防守为主的御夏方针。却被不少人认为是怯懦的表现，与范仲俺交情很深的韩琦亦然，他向朝廷提出：“宋拥军二十万，却只守界濠，怯弱之甚，自古未有，长此以往，士气尽丧。况兴师以来耗资甚巨，再若拖延，则财力不济，故应集中兵力攻打西夏，速战速决。”仁宗急于求成，采用了韩琦的主张，命韩琦和范仲俺同时出击。范仲俺连上三表反对而不得。便请求留下鄜延一路作为将来招纳西夏之用，宋仁宗勉强答应了。
　　庆历元年，夏竦派尹洙去延州，说服范仲俺出兵，范仲俺仍执意不肯。尹洙叹息道：“公不如韩公矣，韩公曾道：‘大凡用兵，当置胜败于度处’。”范仲俺反驳道：“大军一动，关系千万人性命，竟可置胜负于度外吗？”夏辣、韩琦等见劝不动范仲俺，便各自出兵。结果韩琦部败于水川，夏辣部于定川砦惨败。主攻方针失利，迫使仁宗改而采纳了范仲俺以守为攻的战略。范仲淹因时导势，修城筑寨，加强防御，使各城寨建立了联系；淘汰怯懦无能的将校，以有才干的人代替，又淘汰老弱，选择一万八千名身强体壮的士兵，分成六部，每个将领统率一部，分别予以训练，改变了过去兵将不相识状况，临战时根据敌军多寡，调遣他们轮流出阵抗敌；积极召募士兵，淘汰大批内地调来的久戌思乡，斗志不高的禁军，从本地召募熟悉山川道路，强悍敢战的士兵，这些士兵保家情切，斗志旺盛。军事的改革，士兵的精练，提高了军队的战斗力；范仲俺率身垂范，将士没喝水他从不说渴，将士没吃饭他从不叫饿，朝廷赏赐给他的金帛都分发给将士。赏罚分明，奖励勇猛杀敌的士兵，提拔重用立功的将领，对克扣军饷的不法之徒皆当众斩首，毫不留情。几年间，经济恢复，军力加强，西夏再不敢贸然进犯。相戒道：“无以延州为意，今小范老子腹中自有数万甲兵，不比大范老子可欺也！”大范，即原延州统帅范雍。
　　范仲俺的主张又相继推行到沿边各路，宋军整体防守能力大大加强。范仲淹重视人才的培养，从行伍之间选拔提携了狄青、种世衡、滕宗谅等许多有勇有谋的将领，训练出一批强悍敢战的士兵，直到北宋末年，这支军队仍是宋朝的一支劲旅。其中狄青颇有传奇色彩，他幼年为奴，投军为卒，每次临敌，披头散发，面戴铜具，出入敌阵，所向披靡。范仲淹待之甚厚。曾送狄青一部《左氏春秋》，勉励道：“将不知古今，匹夫勇耳。”狄青此后遍读兵书史册，终成一代名将。
　　范仲淹还重视团结边境少数民族。元昊造反时，当地羌族尝为向导。宋军进驻后，则观望以待。范仲淹一面割断羌人与西夏的联系，一面犒赏诸羌。酋长来见，范仲俺就屏退卫兵，亲自接入内室，推心置腹相谈，约定彼此和平相处。为弥补羌人在战争中受到的损害，范仲淹拨给他们空地，发放粮食、农具等，帮助他们恢复生产。诸羌感激涕零，心悦诚服，纷纷归附宋朝，担任向导，出兵助战，羌人视范仲淹为父，亲切的称他为“龙图老子”。
　　在范仲淹等人的努力下，宋朝扭转了被动挨打的局面，战略掌握主动，交锋中屡屡克敌致胜。边境上流传着一首歌谣：“军中有一韩(琦)，西贼闻之心胆寒，军中有一范(仲俺)，西贼闻之惊破胆。”时间久了，西夏由于长期用兵，境内物资奇缺，物价飞涨，百姓怨声载道，再也无力战争，范仲淹早先的预见一一得以证实。双方于庆历三年开始议和，庆历四年正式达成和议。宋、夏恢复和平，西北局势转危为安。
　　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范仲淹镇守西陲数年，所作所为，不出最初斟定的战略部署。他以守为攻，靠消耗战拖跨对手，堪称有宋一代少有的军事奇才。纵观他治边御敌之策，任贤才，亲士卒，柔远人，出自孔孟之义，慎战，军争，明赏罚，取自孙子之谋，似无超卓过人之处，然而兵法经义熟烂于胸，信手拈来，妙到毫颠，无不张显其卓越不凡之能。世人以为宋朝军力虚弱是文人带兵所致，却不尽然。自古文人知兵的很多，武将不会用兵的也不少，统兵用文臣还是武将不是重点，所用将领的军事才能，朝廷信任支持的程度才是关键。宋朝文人带兵引人诟病，主要因为带兵的文人不是不学无术，就是纸上谈兵，根本不堪大用。若所用都是范仲淹这样的文臣，未必不如武将。范仲淹爱惜民生，先之劳之，不拘一格，选拔将才，赏罚分明，亲近士兵，安抚诸羌，改革军制，实践了儒家仁者无敌的理想，也几乎达到了兵家不战而屈人之兵的至高境界。若坚持范仲淹治边方略，推而广之，边防必固若金汤，岂会有日后的“靖康之耻”。可惜，宋朝的统治者们只在国难当头时才会选择信任，让范仲淹这样的人放手做为。一旦形势转好，为确保皇位，永绝藩镇之患，还是走回“将不知兵，兵不知将，边城不修，兵甲不备”的老路，即使这注定是一条不归路。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后世实应以宋为鉴。
　　宋夏局势和缓，范仲淹被调回东京，升任参知政事(副宰相)。当时内则官僚冗余，效率低下，军队不断增加，百姓负担沉重，财政入不敷出，外则辽国、西夏虎视眈眈。内忧外患的压力下，宋仁宗旰衣宵食，三番五次召见范仲淹等人，赐亲笔诏书道：“你们为国尽心，不必顾虑，凡急需改革之事，可尽快提出。”范仲淹一向以天下为己任。早年曾上万言书，出入朝廷数次，也经常上书分析民间利病和朝政得失。如今见仁宗如此支持改革，更感责任重大，不容有失，他对人说：“皇上用我至矣。但事有先后，要改革太平多年积累的弊端，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仁宗却已迫不及待，他叫人打开天章阁，在条案摆好纸笔，督促范仲淹、富弼等人写出改革方案。范仲淹退朝后，认真总结了二十多年来酝酿的改革思想，呈上著名新政纲领《答手诏条陈十事》，书略曰：“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官长，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减徭役，覃恩信，重命令。”仁宗当时对范仲淹等人信任有加，当即全部采纳，在得到大部分朝臣的赞同后，逐步以诏令形式颁发全国。北宋史上著名的庆历新政由此拉开序幕。
　　范仲淹推崇古文，反对当时科举中过分重视字数、声律的做法，认为学习要以掌握经义为主，不能死记硬背。新政开始后，在范仲淹提议下，仁宗下诏命令各州县都开办学校，讲授经义，为国家培养后备人才。
　　庆历三年底，范仲淹开始整顿吏治，他选派人员到各处考察官吏。每次得到回报，就翻开花名册把不称职者的名字勾掉。富弼见此情形，不无担心地说：“您一笔勾掉容易，但这一笔之下可要使他一家人痛哭啊！”范仲淹用笔点着贪官的名字愤慨地说：“一家人哭，总比一路人哭要好！”在范仲淹等人的努力下，一大批尸位素餐的官吏被除名，有才能的人陆续被提拔到重要岗位，当时朝中杜衍为相，富弼、韩琦、范仲淹在二府，欧阳修等为谏官，暮气沉沉的北宋政权开始有了起色。人们对改革诏令交口称赞，石介等正直的官员则赋诗赞扬新政。范仲淹殚精竭虑，推行新政，日夜所想的是如何兴致太平。可许多官僚贵族想到的只是自身的利益，从新政的第一天起，他们就认为改革规模过大，不可推行。随着新政的深入，尤其是按察官吏政策的实施，严重触动了官僚贵族的特权利益，他们相互勾结，纷纷上书恶意毁谤攻击新政。朋党之论也再次被提出。仁宗略有怀疑，问范仲淹等人：“自古朋党皆小人，君子也有朋党吗？”范仲淹道“臣守边时，见好战者自为党，怯战者亦自为党，在朝廷，邪正之党也是如此。如果朋而为善，对国家又有什么损害呢！”欧阳修针对此事，写了著名的《朋党论》驳斥了那些企图借朋党打击新政的奸佞。这时，宋辽边陲有警，范仲淹、富弼为躲避争执，主动请求出使。不料，他们走后，造谣进谗的人更加肆无忌惮，他们串通宦官不断到宋仁宗面前散布范仲淹私树党羽的谗言。仁宗将信将疑，范仲淹也局促不安，他上表请求解除职务。仁宗想要顺水推舟。大臣章得象道：“仲淹素有虚名，一次请罢即准，恐怕天下人指责皇上轻易罢黜贤臣，不如赐诏不允。若仲淹不久后承上谢表，就是刻意要挟，到时再罢免他就好堵住众人的嘴了。”仁宗听从了这个建议，不久，范仲淹果然上表称谢，仁宗对范仲淹的怀疑更深了。
　　曾任西北统帅的夏辣，是个利欲熏心，阴险狡诈的家伙，当年，吕夷简告病退休，他满心以为凭自己的资历，能顺利接替宰相，不料在石介、欧阳修等人的评击下，非但没当上宰相，连枢密使的官也丢了。他怀恨在心，一直伺机报复。他见范仲淹等人逐渐失去了皇帝的信任，让人模仿石介的手迹，伪造出一封石介写给富弼称“要废掉仁宗”的密信，夏辣四处张扬，诬陷改革派阴谋另立皇帝。流言四起，人心惶惶。反对新政的官僚贵族都借机煽风点火。仁宗对这件事未必全信，但见反对革新的势力强大，开始对改革失去信心。庆历五年初，曾经慷慨激昂，励精图治的宋仁宗终于完全退缩，他下诏废弃一切改革措施，解除了范仲淹参知政事的职务，将他贬至邓州，富弼、欧阳修等革新派人士都相继被逐出朝廷。坚持了一年零四个月的庆历新政以失败而告终。
　　新政失败了，但留下很多需要今人思考借鉴的地方。一是朋党：欧阳修在《朋党论》中说：“臣谓小人无朋，惟君子则有之。小人所好者，利禄；所贪者，财货。当其同利之时，暂相党引，及其见利而争先，或利尽而交疏，则反相贼害。君子则不然，所守者道义，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节。以之修身，则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国，则同心而共济；终始如一，此君子之朋也。为人君者，但当退小人之伪朋，用君子之真朋，则天下治矣。”对朋党的认识，可谓入木三分，可惜的是，他说得越入情入理，越会被小人嫉恨，将其归入朋党之列。仁宗既然怀疑朋党，又怎会相信朋党中人的话？通篇至理，却无劝谏之用，也就不足为怪了。君子喻于义，只要不合心中的道义，即据理力争，绝不妥协；范仲淹主持朝政，与小人奸党争执很多，与知交同道的争执同样不少；小人喻与利，只要能满足自己的利益，则可暂搁成见，连成一气；夏辣伪造信件之时，石介已然病故，如此荒谬绝伦的谎言能够得逞，完全是小人党为打击新政，统一口径，狼狈为奸的结果。自古至今，君子的数量从不少于小人，但君子既不喜谄媚，又不善攀拉钻营，与小人抗争多各自为战，虽壮怀激烈，惹人扼腕叹息，但结果却总是小人得势。高位者多有自以为是、好顺恶逆的缺点，想治理好国家，又恼恨忠言，忌贤妒能，害怕失去权力，所以喜欢启用一些阿谀奉承的庸才。人皆有趋利避害，好逸恶劳的天性，总想付出最小的代价，赢取最大的利益，正道不通，则逐渐走上结党营私，唯利是图的邪路。这些人性中的顽结，大概也是君子常遭打压，埋没无闻，小人反能风光一时，志得气满的原因吧。幸好历史是公正的，是黑是白，是正是邪，是君子还是小人，终究会有公论。二是新政失败的原因：很多人认为，庆历新政的失败是党争的延续，其实，朋党、谋逆只是借口。新政整顿吏治等举措，触动了特权阶层的利益，才是它失败的主要原因。经济改革必须与政治改革同步，而要确保政改取得良效，就不可避免的要触动既得利益者的特权，改革者因此承受着很大的压力。宋仁宗受不了这样的压力，最终放弃已颇见成效的新政，北宋终因积重难返，走向灭亡。由此可见，一个真正有魄力的决策者，当认定改革的举措利国利民、针砭时弊时，就一定要坚持到底。今世亦然！既然经济改革初见成效，就必须适时的进行政治改革；要改，且必须坚决彻底的改。治水除淤，要从上游做起；整顿吏治，彻查贪污腐败，同样要顶住一切压力从上层做起。上层清明了，政令畅通了，才能按轻重缓急，顺次解决诸多社会弊端，确保国家的长治久安。
　　范仲淹被贬到邓州后，昔日好友滕宗谅从岳州来信，请他为重新修竣的岳阳楼作记。范仲淹知道滕宗谅性高气傲，被贬后一直郁郁寡欢，为了劝慰这位罕受人言的老友，兼激励所有遭到贬黜的朋友们，他撰写了流传千古的名作《岳阳楼记》。文中以洗炼优美的文字描述了洞庭湖波澜壮阔的景色，并借景抒情，劝勉失意志士不要因自己的不幸遭遇而忧伤，要“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摆脱个人得失，做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范仲淹撰文本意是委婉地劝勉老友，不想传到后世，已成为范仲淹的人生概括。因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恰是范仲淹一生最精真的写照。
　　邓州任满，百姓舍不得范仲淹离去，拦住道路，请求他留下。范仲淹于心不忍，上书朝廷，续任两年。之后，范仲淹调知杭州，子弟知道他有退隐之心，劝他在洛阳购房产，建园林，做养老之地。范仲淹道：“人如果有道义之乐，形骸皆可置于度外，何况居室！我所担心的是，身处高位不得退隐，并不担心退隐后没有居所。况且洛阳士大夫的园林繁多，主人家自己都没有时间游览遍，想要散心，不会去他们的园林吗？何必要自己盖一所才开心呢？”后知青州。皇佑四年，调往颍州，走到出生地徐州时，范仲淹不幸病逝，终年六十四岁。范仲淹死讯传开，四方志士，无不叹息垂泪。欧阳修、王安石、苏东坡等皆有声情并茂，感人肺腑的祭文传世。范仲淹历任的泰州、苏州，鄜州、庆州、邓州等地百姓，西北边境归附宋朝的羌人，感激范仲淹的恩德，皆自发画像建祠，上香祭拜之人，络绎不绝。数百羌族首领，不远千里来拜祭，哭之如父，斋戒了三天才散去。
　　范仲淹少有大志，以拯济天下为己任。为官数十载，在朝则为民请命，犯颜直谏，发动庆历新政，虽然最终失败，但开创了北宋士大夫议政的风气，传播了改革思想，成为王安石变法的前奏。在野则为官一任，造福一方。他生活俭朴，治家严谨，居家不吃两样荤菜，妻儿衣食只求温饱，一生都没建造一座像样的宅第，死后入殓之时，竟然连件新衣服都没有。他乐善好施，在家乡设置义田，赡养族人和贫穷的士人。他重视培养人才，广兴学校，诲人不倦，泛爱乐善，贤士多出其门下。他亲热敦厚，即使是乡野街巷的平民百姓，也能叫出姓名。他志趣高洁，喜好弹琴，然平日只弹“履霜”一曲；气度豁达，工于诗词散文，所作文章不多，但词文秀美隽永，沁人心脾，政论针中时蔽，义正词严。范仲淹一生，体现了儒者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万世开太平的博大胸怀，实践了儒者“以仁为任、死而后已”的至高追求。古今中外，千秋万代，大概只有儒门才能培养出像范仲淹这样白璧无瑕的道德完人，他是儒者之骄傲，更是为官者万世之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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