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诗人杜甫死葬何地？
 
原载《株洲师专学报》2003年第3期）文／史铁良
　 

　　我国历史上，名人墓冢不少疑案，除了有意布疑冢者如曹操、诸葛亮、成吉思汗等之外，有的因为生前落寞，死后萧条，以致后来葬身之地也真伪难辨。现在全国杜甫墓有四处。这四座墓的情况，山东大学《杜甫全集》校注组的《访古学诗万里行》作了简要介绍。一在河南偃师，元稹《杜工部墓系铭》说杜甫“旅殡岳阳”，“子美之孙嗣业，启子美之柩，襄事于偃师”。一在河南巩县，传说由偃师迁来。一在湖南耒阳，这是广为流传的说法。一在湖南平江，为后起之说。前二处为迁葬地，我们置而不论。对后二处，主要讨论它们的真伪问题。

　　耒阳说──

　　唐人即谓杜甫在耒阳时，因牛炙白酒胀饫而死。最早记载此事的是唐·郑处诲的《明皇杂录·补遗》，它成书于大中9年(855)，距杜之死已80多年。该书系记录当时的一些传闻。此前，杜甫死于耒阳的传闻早已流行，我们从唐人诗中可见一斑。现存唐诗最早咏及此事的是戎昱的《耒阳夜行》。他在题下自注：“为伤杜甫作”。戎昱与杜甫同时而略后，其侄孙为其集作序说：“(昱)弱冠谒杜甫于渚宫。”渚宫，指江陵。戎又有诗赠岑参，其赠岑郎中》说：“童年未解读书时，诵得郎中数首诗。”可知戎昱当属杜、岑晚辈。我们从戎昱伤杜甫诗推测，耒阳说在杜甫死后不久即已传开。以后，崔珏的《道林寺》、皮日休的《陆鲁望昨以五百言见贻……亦迭和之微旨也》、郑谷的《送田光》、罗隐的《经杜工部墓》及《湖南春日怀古》、曹松的《哭陈陶处士》、裴说《经杜工部坟》等，虽然其中有的作于《明皇杂录》之后，但都咏及杜甫死葬耒阳事。正因为杜甫死后便有这种传闻，以记录传闻为主的《明皇杂录》才得“录”以为文。

　　传闻之起当是由于杜甫于大历五年(770)夏在耒阳所作《聂耒阳以仆阻水，书致酒肉，疗饥荒江。诗得代怀，兴尽本韵，至县呈聂令。陆路去方田驿四十里，舟行一日，时属江涨，泊于方田》(以下简称《呈聂令》)一诗，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明皇杂录》透出了个中消息。该书在记完杜甫因牛炙白酒，一夕而卒后，紧接着说：“集中犹有《赠聂耒阳》诗也。”可见郑处诲正是以《呈聂令》一诗作为耒阳说的佐证的，也说明了传闻的起因。清代四库馆臣评《明皇杂录》说：“处诲是书，亦不尽实录，然小说家所记，真伪相参，自古已然，不独处诲。在博考而慎取之。”但两《唐书》的作者在这一问题上却未能“博考而慎取”，竟取书中所录不实之词作杜甫传。由于正史的推波助澜，宋人赞同耒阳说者比唐人更多，如著名诗人苏舜钦的《题杜子美别集后》，只对《旧唐书》本传所说旅于耒阳，永泰二年，啖牛肉白酒，一夕而卒的时间提出异议。徐介《耒阳杜工部祠堂》将杜甫与屈原并咏，此诗受到欧阳修称赞，阮阅《郴州百咏》称：“衡州耒阳有杜甫祠，过客题诗多矣，欧阳文忠公独称徐介之诗。”苏轼《次韵张安道读杜诗》及米芾《读杜甫集》都写到杜甫“醉饱死”，既是“醉饱死”，其地当然是指耒阳。陆游《入蜀记》卷四感叹杜甫“卒于耒水，可恨也”。永嘉四灵的徐照《杜甫坟》、江湖派戴复古《杜甫祠》所咏也是耒阳的杜墓和杜祠。宋时注杜者如赵次公《杜诗先后解》己帙卷八认为杜甫于大历五年四月“至耒阳而卒”。又注《呈聂令》采《明皇杂录》，称“此诗盖公之绝笔矣”。宋以后赞同耒阳说的仍然不少，可参看仇兆鳌《杜诗详注·附编》“诸家论杜”。

　　耒阳说的基础主要在《呈聂令》一诗，因为诗题以及诗中“耒阳驰尺素，见访荒江渺”，“知我碍湍涛，半旬获浩”，“礼过宰肥羊，愁当致清”等语，古时传媒落后，经口耳辗转相传，于是三人成虎，由“耒阳、”“疗饥、”“酒肉”、“肥羊”、“清”等生出牛肉白酒，一夕卒于耒阳的流言。古今不少研究家已经指出传言之妄，《呈聂令》并非杜甫绝笔，此诗以后仍有诗作，如夏末的《回》，入秋的《登舟将适汉阳》，秋末的《暮秋将归秦留别湖南幕府亲友》，入冬的《风疾舟中伏枕书怀三十六韵奉呈湖南亲友》等，后一首被古今不少研究家视作杜甫绝笔。既然《呈聂令》一诗无论从创作时间，还是标题、内容都不能证明杜甫饫死耒阳，那么，建立在此诗基础上的耒阳说便是空中楼阁。至于说杜甫“卒于衡、岳之间，藁葬耒阳”，也属不实。杜甫在耒阳并无亲故，否则，在耒阳阻水半旬，为什么仅有一非亲非故的聂令馈赠酒食呢？聂令可能只是杜诗的一个忠实读者而已。以杜甫生前的穷苦困顿，其丧事必得靠亲友的赙赠，杜甫遗骸不可能由外地专程运到耒阳安葬。刘斧《摭遗》说杜甫醉酒为惊湍飘浮其尸，玄宗思之，诏天下求之，聂令积土为空坟以塞责。此说虚妄，已为古今学人所否定。但其中一点仍值得注意，即“耒阳有子美坟，时人谓聂令空堆土也”，并引一耒阳宰的诗：“诗名天宝大，骨葬耒阳空。”既是空坟，就只能说明杜甫并未死葬耒阳。可能是宋人伪托韩愈的《题杜工部坟》也说：“一堆空土烟荒里，虚使诗人悲叹起”，“坟空饫死已传闻”。更早的唐末释贯休《读杜工部集二首》之二尾联说：“不知耒阳令，何以葬先生？”这显然是质疑的口吻，意谓不知耒阳县令，凭什么埋葬杜甫。杜甫不死于耒阳，而耒阳却有杜墓，贯休才有此质疑，可以推定贯休早已认为那是一座空坟。

　　杜甫既然不是死葬耒阳，那么，为什么唐以来会有那么多人在耒阳凭吊杜甫？宋·王观国《学林》卷五就以此作为杜甫死葬耒阳的证据之一，他说“观国曾考究少陵遗迹，及襄汉、岳阳，皆无子美墓，惟耒阳县有子美墓，前贤多留题，则子美当卒于耒阳也。”所谓“前贤多留题”，这有多方面的原因，一部人是相信耒阳说的，造坟以作纪念，这可理解。也有借名人以自重的因素，即我们现在所说的名人效应。但更多的是借以抒怀，而不问真假，或明知其假而将错就错地发抒感慨。这种误地题咏的现象并不止耒阳一地。如湖北黄冈的赤鼻矶并非三国周郎赤壁，但杜牧不妨在那里写出《赤壁》诗，苏轼又在那里写出赤壁赋、赤壁词，借赤壁大战抒怀而已。这一问题还可以李白为参照。李之病逝于当涂，已见唐人李华、刘全白、范传正、裴敬等人的墓、碑记。李先葬龙山，后迁六里外的青山，事实清楚，当无疑问。但也流传着他在采石江边酒醉入水捉月而亡，葬于采石的故事。这与杜甫的有关传言一样，中唐即有出现。白居易《李白墓》说“采石江边李白坟”，以后历代都有不少人在采石凭吊李白，以致一位无名诗人在那里书一绝句：“采石江边一土，李白诗名耀千古。来的去的写两行，鲁班门前掉大斧。”此事见明·杨循吉《蓬轩别记》。高作为一位学者，在《唐诗品汇》李白小传中说：“族人阳冰为当涂令，白过之，以病卒。”所据为史实。而他作为一位诗人，其《李白问月图》诗说：“明月樽前且醉歌，若为把酒戏嫦娥。至今采石波如海，如此清光奈乐何。”所据为传言。这种矛盾现象颇能说明问题，诗人题咏有时是不管真假的。此事与杜甫牛肉白酒饫死于耒阳的传言极为相似，其影响更大，有人煞有介事地在采石建捉月亭，李白甚至得了李骑鲸的外号，元人王伯良还把此事写入杂剧《李太白流夜郎》中。但凡此种种，史铁良：杜甫都不能说明传言可靠。洪迈在《容斋随笔》卷三中指出：“世俗多言李太白在当涂采石，因醉泛舟于江，见月影俯而取之，遂溺死”，“俗传良不足信，盖与谓杜子美因食白酒牛炙而死者同也。”曾敏行《独醒杂志》卷三也说：“李太白世传乘醉捉月溺死于水，今白墓在采石，又在州东青山，一所而有二墓，耒阳少陵墓殆此类耳。”由此看来，题咏者多，并不能证明杜甫就死葬耒阳。

　　平江说(岳阳说)──

　　明代以前，与耒阳说不同的是岳阳说，还有潭岳之间说(或衡岳之间说)。最早提出不同于耒阳说的是中唐的元稹，他在《元氏长庆集》卷五十六《唐故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并序》中说：“(杜甫)扁舟下荆楚间，竟以寓卒，旋殡岳阳。”“旋”，一本作“旅”，二字形近，皆可通。既是寓卒，就不是舟居，而是舍船登岸，寓居陆地，其地也当在岳阳。元稹提出的岳阳说应真实可信，因作墓志铭应由亲属提供墓主的家世、生平履历，包括出生地、死葬地等。元稹作杜甫墓志，资料必定来源于杜甫之孙杜嗣业。先人死葬是家族中的大事，不仅关系亲情，又事涉礼法，且年代并非久远，嗣业不可能弄错其祖父的葬地。自元稹提出岳阳说后，宋代吕大防《杜工部年谱》、计有功《唐诗纪事》便采用此说。曾敏行《独醒杂志》卷三、赵令畴《候鲭录》卷六谈到杜甫死的问题时，也认为应以元《志》“为正”。

　　元稹所说岳阳，当非今日之岳阳，我们有必要先弄清岳阳的沿革。查《汉书》至《旧唐书》的地理志、唐·杜佑《通典》、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宋·乐史《太平寰宇记》、宋·欧阳忞《舆地广记》、宋·王应麟《通鉴地理通释》，直至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谈到这一地理问题时，用的地名是巴陵郡、巴州、岳州(府)、罗州、玉州、建昌郡等，其治称巴陵、巴丘，三国吴时曾在那里建大屯戍，直至赵宋宣和初才在那里建岳阳军。康熙二十四年刻本《岳州府志》卷一论岳州沿革说：“晋太康初，析长沙下隽地置巴陵县，寻改为建昌郡，后复省入长沙。宋元嘉间，省建昌，即以巴陵为郡，兼置湘州。齐永明三季，封萧子伦为巴陵王，改郡为国。梁初为巴陵郡，兼置巴州，后析置罗州，寻罢。隋开皇中，置郡，更巴州曰岳州。大业初，更为罗州，寻置玉州，后复更为巴陵县。唐初更置巴州。武德四季，萧铣更置巴陵郡，六季，又更为岳州，属江南西道。天宝初，复郡名。乾元初，仍为州。”可见在古代地理著述中，宋以前的岳州不叫岳阳(唐诗中有这种称法)。之所以名岳州，《府志》卷四解释说：“群称岳，以在天岳之西也。”天岳山周回500里，是湖南、湖北、江西三省的界山，道书第三十五洞天即此。《汉书·地理志》卷二十八上有“岳阳”之目，其文说：“既修太原，至于岳阳。”师古注：“太原即今之晋阳是也。岳阳在太原西南。”山西古时还有一岳阳县，都与湖南岳阳无关。而湖南古时又确有岳阳，其地与湘阴县有关。《旧唐书·地理志下》：“湘阴，汉罗县，属长沙国。宋置湘阴县。”这是湘阴建县之始。《舆地广记》卷二十六：“湘阴县，本罗县地。宋元徽二年，分置湘阴县，属湘东郡，齐因之。梁置罗州及岳阳郡。陈废州。隋平陈，郡废，省湘阴入岳阳县，置玉州，寻改岳阳为湘阴县。开皇十一年，州废，属岳州。唐因之。……故罗县、罗国，本在襄州宜城之西，楚文王徙罗子居此。秦为罗县，属长沙郡。二汉、晋、宋、齐因之。梁、陈置岳阳郡、隋平陈，属岳州。唐武德八年，省入湘阴，故城在今县东北。”据此，梁、陈、隋初的岳阳郡(县)就是湘阴县地，其地包括今湘阴县、汩罗市及平江县。之所以称岳阳，是因为它在天岳山的南面。《读史方舆纪要》卷七十七谈平江县的沿革说：“本春秋罗国地。秦为罗县。汉因之，属长沙国。后汉属长沙郡。建安十五年，孙吴析置汉昌县，并置汉昌郡，以鲁肃领汉昌太守。郡寻废，改县曰吴昌。晋属长沙郡。宋、齐因之。梁属岳阳郡。隋属岳州。开皇九年，省入罗县，唐又省罗县入湘阴。神龙三年复分置昌江县，仍属岳州。五代唐讳昌，马氏因改曰平江。”由此可知平江建县始于汉末，隋时省入罗县。唐初又省罗县入湘阴，此事发生在武德八年(625)，直至神龙三年(707)又从湘阴东部析置昌江，其间达82年之久。而湘阴在梁、陈、隋称岳阳也有数十年。元稹作杜甫墓志，不用当时地名，而沿用古称，这种情况在古时并不少见，就在同一文中，有嗣业“次于荆”的话，荆指荆州，而荆州早在上元元年(674)已改称江陵府，元稹仍用古称。所以他所说“岳阳”应是指古湘阴，而平江又曾是古湘阴的一部分，那么，元稹提出的岳阳说也就可以理解为平江说。直接提出平江说的是明、清时的杜氏族谱──《平江县志》和《湖南通志》，不过影响不大。

　　能进一步证明平江说的实证之一是平江县小田村的杜墓。此墓在“文革”中被红卫兵挖开左耳室，中有石制油灯两盏，霉烂古书手稿，糯米粥糊的柳条它多个，剖开后，内藏纸片。可惜处于动乱的年代，这些东西已不知下落。但仅从这些也可看出墓主是一位文人。隋唐时以书籍、手迹之类随葬是一种新现象，此前如南齐张融遗嘱令左手执《孝经》、《老子》，右手执小品《法华经》入殓，是个别现象。又经湖南省博物馆及岳阳考古队的考察，确定此墓为唐代墓葬。这就说明墓主是一位唐代文人，加以其他材料印证，墓主为杜甫无疑。

　　实证之二是杜墓附近有杜氏后裔繁衍，其聚居地杜家洞也由此得名。平江本无杜姓，有，自杜甫葬此始。唐代以法令形式推行丧葬制度，父死，其子必须守制，时间为27个月(不含闰月)，三年内不远行。杜甫死后，子宗武遵制，寓居平江，这合情、合理、合法。其时正值国家动乱，而平江属偏僻山区，相对平静，又有水路通外地，所以有的中原士大夫把它当作避乱之地而迁居于此。这是杜甫后代长期定居平江的社会原因。在经济方面，他们也无财力举家迁回北方。

　　实证之三是平江县杜氏族谱、福建汀州府杜氏家谱和平江县志。谱中叙述平江杜氏由来、发展、迁移等脉络清晰。嘉庆《平江县志》卷二十一“古迹考”全文记载了“唐至德二载五月十六日，授杜甫左拾遗敕”和“宋绍兴三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二日授杜甫裔孙杜邦杰承接郎敕”，亲见此二敕的明代人还写了跋文，详细介绍了敕文的纸张、大小、厚度、字迹、御宝等等;钱谦益在《钱注杜诗》中也作了相似的说明，有关详情可参看《湖南师院学报》1983年第2期毛炳汉先生文《杜甫卒地在平江》。这两通敕文是平江杜氏的传家宝，弥足珍贵，尤其是至德二载敕文，是小田杜姓为杜甫后人的铁证，又反过来证明杜甫确系死葬平江。不过也有学者认为敕文是伪造的，丘良任先生的《杜甫研究论稿·再论杜甫之死》对此作了辨析。

　　杜甫晚年的飘泊生活多靠亲友接济，这方面的诗歌相当多。他之所以在病危之际到平江，也当是投亲靠友，求医问药，但现存杜诗中难以找到在平江的诗作，这或许是因为病势沉重，已无力写作，不久便辞世;或许有，却已失传，也许在其集中而已分辨不出。他在平江有何亲友，也无明文记载。丘良任先生的《再论杜甫之死》说：“公大历四年入潭州，是由白马潭裴隐宅出发的，裴隐在昌江也有草堂，贾至有《裴九侍御昌江草堂弹琴》诗可知。”这是一条说明杜甫在平江有友人的可靠资料。我们从杜甫墓的形制看，其葬决非草草，该墓是单室两耳的砖墓，凭杜家当时的经济状况，是不能造出这种十分正规的坟茔的，宗武必然得到当地官绅的资助，其中应有杜甫的亲友，或也有如耒阳聂令式的人物。

　　还有人从杜诗考证，提出杜甫死于潭、岳之间。宋·王得臣《麈史》卷中在批评耒阳说之后，认为“要其卒，当在潭、岳之间”。郑《杜工部诗序》、鲁所作少陵年谱、明·王嗣《杜臆》等也主此说。所谓潭、岳之间，范围史铁良：杜甫虽广，却也反映了事实，其时杜甫自潭州去岳州，不久即病逝。虽然元稹说了“旅殡岳阳”，但今岳阳并没有杜墓，人们也没有去探究岳阳的地理沿革，而平江杜墓又不为人知，所以才出现这一比较模糊而严肃的提法。此说与平江说不仅不矛盾，而且完全一致，因为平江正处于潭、岳之间。首先缩小潭、岳之间范围的是刘大杰先生，1953年4月13日《解放日报》刊有刘先生的《杜甫的道路》一文，该文说：“他(指杜甫──引者)的死所，可能离屈原沉江之地不远。”屈原自沉汩罗江，而杜甫也是沿汩罗江到达平江的，其墓所在地小田村离汩罗江仅十里。这是最接近平江说的提法。

　　杜甫灵柩是否已从平江迁出？这也是一个问题。从元稹墓志看，答案似是肯定的，他说：“适子美之子子嗣业，启子美之柩，襄事于偃师，次于荆，雅知予爱言其大父为文，拜予为志。”这分明是说嗣业已掘开杜墓，运出其灵柩，在江陵停留求志。又说：“嗣子曰宗武，病不克葬，殁，命其子嗣业。嗣业贫无以给丧，收拾乞丐，焦劳昼夜，去子美殁后余四十年，然后卒先人之志，亦足为难矣。”从这段话看，已完成归葬偃师之事了。尤其是最后的铭文：“维元和之癸巳，粤某月某日之佳辰，合窆我杜子美于首阳之山前。呜呼!千岁而下，曰：此文，先生之古坟。”不仅杜甫柩已迁至首阳山，连墓铭都已埋下。这显然有违事实，嗣业求墓志、元稹作墓志都在江陵，离偃师还相当遥远。因为墓志铭要埋入圹中，所以文中谈及葬事一般用已然语气，即使一些事尚在计划之中。元《志》所说嗣业到江陵求《志》，是可以肯定的，至于说启子美之柩到江陵，则值得怀疑。嗣业扶北归，如陆行，则翻山越岭，涉水过河，极为不便。一般说来，当走水路，由平江沿汩罗江可达洞庭湖，然后自岳阳城陵矶顺长江东下至京口(今镇江)，过邗沟(运河)入淮，经通济渠(运河)可到达偃师。从交通运输来说，这是一条极为便利的北归路线。而江陵在岳阳之西，与北归方向相反，岳阳至江陵水路有600余里，且是逆水而上，嗣业为什么要带着灵柩往还1000余里去江陵求《志》，“何许子之不惮烦”？他完全可以只身前往，然后再回平江迁坟，这才更合乎情理。所以从墓志来断定坟已迁走尚有疑问。这是疑点之一。其二，清代光绪年间曾整修杜墓，据清光绪丙申《杜氏族谱》“杜文贞公原墓”记载：“原墓癸山丁向，花砖结顶。墓下砖砌圆首门三，砖所封。塞处嵌红石碑，字皆剥落无迹。择吉换碑之时，门面封塞之砖中有拆裂而隙者，窥其内如堂室然。再进，有砖作花窗，内深邃不可见。……惟墓顶花砖形类扇叶，侧面有阳文转草花式砖，因岁久不全。似此古砖古迹，未便移易，今仍之。”从这一记载看，杜墓未曾掘开，它基本保持了原貌。若灵柩迁出，则墓已毁，不可能如此完整。其三，上文已提到，红卫兵掘开杜墓左耳室，里面有随葬物，如果迁坟，那么随葬品也当一同迁走，既然这些物品仍在墓中，就说明嗣业“襄事于偃师”的计划未能实施。其四，杜甫对祭拜先茔是极为重视的，他的《熟食日示宗文宗武》、《又示两儿》为寒食节不能省墓而深感悲痛，其时他流寓西南，诗中既告诫二子记住祖茔，又含自己百年之后，当寒食清明，希望儿子勿忘祭扫之意。如果为杜甫迁坟而后人不随迁偃师，那么寒食清明谁为杜甫祭墓？杜甫岂不如同若敖氏之馁鬼？这有违孝道，不合礼法。在封建社会，祭墓不是一件小事，为此，皇帝还亲自下诏，《唐会要》卷二十三“寒食拜扫”条说：“开元二十年四月二十四日敕：‘寒食上墓，礼经无文，近世相传，浸以成俗。士庶有不合庙享，何以用展孝思？宜许上墓，用拜扫礼于茔南门外奠祭。撤馔讫，泣辞，食余于他所，不得作乐。仍编入礼典，永为常式。”据《杜氏族谱》“杜氏源流”，嗣业在平江“祭守其墓”，其后人有迁湖南其他地方的，有迁江西、福建、四川、湖北的，唯独没有迁河南偃师的。所以从封建礼法看，迁葬偃师一说也令人生疑。未能迁葬的原因，不是经济方面的，而是社会方面的，《杜氏族谱》说是“因干戈扰攘未果”。“干戈扰攘”确是当时的现实，安史乱后，藩镇割据，或与中央政府交战，或相互攻伐，或内部残杀，河北、河南成了主要战场。先是河北三镇叛乱，并波及河南，漕运曾为之中断。就在元稹作杜甫墓志的第二年(元和九年)，淮西镇节度使吴少阳死，其子吴元济自立，与朝廷兵戎相见，威胁洛阳及江淮。不少藩镇有如占山为王的山大王，如吴少阳在世时，虽然没有公然举起反叛的旗帜，可是“时时掠夺寿州茶山，劫商贾，招四方亡命，以实其军”，其行为简直如同土匪。在这种动乱的社会中，变数太多，从平江迁坟至偃师，迢迢数千里，谈何容易。所以嗣业的迁葬计划未能实施是极有可能的。

　　千余年来，杜甫的死葬之地未有定论，但从历史资料、地理沿革以及实物等方面考察，杜氏之死葬平江当真实可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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